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实现资本与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利用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调研发现,农村资源及其支配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受限于市场交换互动模式的有限适用性,资本主体无法与农村资源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因而难以自行整合农村资源。村社组织具有“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可以灵活对接资本主体与农村资源主体。由村社组织主导农村产业发展时,可以将“资本整合农村资源”的过程转化为“村社组织整合资本与农村资源”的过程。村社组织一方面可以依靠利益互嵌实现与资本主体的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实现与农村资源主体的灵活对接,进而充分整合资本和农村资源,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主导作用。     

“互联网+”时代的农村教育发展

农村教育的发展,事关构建和谐社会和中国梦的实现。据调查显示,我国农村教育整体落后状况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互联网与教育的有机融合,是破解农村教育发展瓶颈的有效途径。农村教育规划必须充分考虑“三通两平台”建设,整合社会资源,形成“企业竞争提供、学校自主选择、政府评估准入”的建设机制,引导民营资本注入农村教育发展。创新教育模式,促进互联网企业与教育企业业务的优势互补,推动新的教育业态的形成。应用互联网平台,整合和重新配置教育资源,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资源短缺、师资力量缺乏等诸多难题,实现城乡公平教育。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组织化的内在张力及其消解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真正需要再造的不仅是地域、行政或物理意义上的“农村社区”,而是具有高度自我组织能力、发展能力和强有力社会功能的“农村社区”。 如何让农村社区能够真正运作起来?农村社区组织化在现实中是极为复杂的社会过程,其中内含差异甚至是具有冲突性的组织化逻辑。“为社区工作”还是“与社区工作”,“建立组织庇护”还是“整合个体差异”,“他组织化”还是“自组织化”?为此,可以通过“投资型组织化”这一理念,在比较视野中反思性地讨论农村社区组织化的逻辑平衡和实践优化。     

高校德育教学系统化和规范化初探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德育教学存在的培养过程断档、课外教育管理松散、教育资源缺乏整合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为此 ,以“复合式”内容设置和“学分化”管理机制为突破点 ,通过对新时期高校德育教学进行系统化、规范化设计与实践 ,有望实现高校德育教学模式的创新之目的。     

基于农家书屋与乡镇图书馆（室）合作的“三农”出版物整合营销传播

农家书屋与乡镇图书馆（室）是建设农村新文化、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两个子工程，不缺资源但缺整合，要积极整合政策资源、文化制度和营销传播；两者有必要且有可能在书目控制、规划选题、运作模式和培育市场方面创新和整合文化制度，以规避“空壳”的风险；整体策划“三农”出版物，在供应链上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战略，共同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农村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协同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浙江经验及模式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新格局,需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有效协调社会力量、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开展社会管理。通过分析浙江省农村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等多元主体协同开展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实践,构建新时期独具浙江特色的农村社会管理的新格局、新体系。     

村民自治与农村现代组织建构

本文通过对农村组织化程度偏低,现代组织资源缺乏和自治组织功能萎缩等问题的分析,以及对现代组织建构、组织形态与组织形式关系的探讨,提出农村发展不仅是组织形式的民主,更需要建构现代组织形态。以现代组织形态打造农村组织进而实现村民自治和农村发展的目标。     

论农村制度与资源的调适与重构——深层求解"三农"问题的思考

“三农”问题是我国需要解决的首要经济社会问题,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思路上的创新与突破。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重在调适与农村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制度,并从系统论的视角有效整合涉农的财政金融资源、土地资源、教育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才能有效、深化求解更深层次的“三农”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乌蒙山区农村社会转型与基督教的影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强调五个方面——“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些都密切联系到农村中新老价值观的碰撞、调适、整合,联系到社会转型。这当中,宗教作为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系统,宗教信徒作为国家公民,都是社会运动中的参与力量与资源。宗教、社会与政府三者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实现协调合力,推动社会发展？这成为了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重点考察苗族信教群众聚居村寨,力图把握当前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中,基督教对新农村社区发展的各种影响,实事求是地提出“整合社会既有资源,发展农村和谐社会”的理论思考。     

包容性创新过程中企业和贫困群体之间 “结构洞”的产生与跨越

包容性创新需要企业与贫困群体建立起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然而，他们所面临的环境缺乏支撑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基本条件，创新活动的开展更多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由于企业与贫困群体之间的社会网络极其松散，呈现出一种弱关系，在此情景下产生了“结构洞”，即信息非对称性配置及渠道障碍下的“信息洞”、资金匮乏及知识技能不足导致的“资源洞”以及制度安排和基本条件缺失下的“市场洞”。为跨越“结构洞”，引入第三方——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英文缩写NGO）来为企业与贫困群体搭桥，从而实现两者间信息资源的流动、社会网络的耦合以及信任关系的建立。     

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农村社会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选取正确的发展模式对当前农村社会正经历的变迁及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借鉴斯密框架,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两大类,通过对我国典型农村发展模式分析,提出“政策、贸易可达性、资本、乡村精英”等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内生整合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理想选择。但当前农村的发展缺乏直接进行内生整合的条件及能力,分析认为,我国大多数农村的发展需要在政府、市场的共同作用下,进行“政策、资本、贸易可达性”的外部嵌入,并在乡村精英的主导下进行整合。为保证农村发展模式的顺利实施,研究分别从土地、农民权益、村民自治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措施及政策保障,为我国农村发展提供模式选择及经验借鉴。     

整合性溢出：老年人自养秩序的一种解释——基于豫、鄂、湘三省的田野调查

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基于四代家庭结构,构建“整合性溢出”的分析框架,试图分析农村初代老年人自养秩序的形成机制。农村家庭面临的发展压力,是初代老年人与新三代家庭分隔的外在驱力。“新三代家庭”内部进行了资源、伦理和情感的三重整合,强化了其内在整合动力和代际间的下行支持力度;而初代老年人因有基础性收入保障和村庄熟人社会基础,降低了对子代家庭的代际反馈要求。在新三代家庭整合、初代溢出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养老反哺模式难以维系,初代老年人从农村家庭中“整合性溢出”,自养秩序得以生成。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探讨

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种新型的农村经营组织形式,对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收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支持不足、结构松散、利益分配不公平以及政府“越位”与“缺位”同时存在。因此,要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改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促进其健康协调发展。     

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风险、扶持资源承接与政策优化

扶贫移民兼具扶贫和生态保护功能,有效破解区域生态可持续和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同时也会出现目标的“反功能”现象。基于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特征归纳,寻求可能遇到的丧失发展资源、失去公共服务、社会关系网络受损、边缘化等生计损失及致贫风险,针对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发展扶持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政策对接有落差、政策衔接有缝隙、政策承接有障碍”等资源承接问题,尝试提出提高移民发展可行能力、注重产业发展、整合发展扶持政策与资源、强化移民专业经济组织建设、健全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发展要素整合联动等建议,以促进扶贫移民安稳致富奔小康。     

让权与赋能：农村社会组织孕育过程与机制——基于粤西Y市乡贤理事会建设的案例研究

农村社会组织是实现国家与社会有效衔接的基本纽带,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村社会组织的孕育过程中,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变量。这两大资源的形成得益于基层政府对村落社会在治理“空间”上的权力让渡,其结果使原本处于衰微但基因仍存的传统文化被逐步激活乃至复兴。同时,随着基层政府不断通过制度供给和“以奖代补”等方法对孕育中的农村社会组织进行政策赋能,日益复兴的文化资源又起到了吸纳经济资源的纽带作用。因此,虽然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是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孕育的基本变量,但有限让权和政策赋能却是其背后的影响机制。     

资本下乡真的能促进“三农”发展吗？

从推进农村社会良性发展的视角分析资本下乡对“三农”发展的影响机制,资本下乡存在政策推力、农村拉力和内生动力三重生成机制。政府层面对工商资本的角色期待是促进农村发展,但研究发现遭遇资本下乡的村庄却出现阶层再造、农业质变、村庄虚化以及“三农”发展“内卷化”的意外后果。资本下乡的实践运作逻辑背离政策文本愿景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商资本作为一种外来的组织方式侵入村庄,排斥了结构松散的农民,消解了村庄内生力量,因此要摆脱“三农”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必须建立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增强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将工商资本纳入农村发展体系。     

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整合路径及政策选择

在我国探索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老农保、地方农保和特殊群体养老保险使体系陷入“碎片化”困境,将阻碍新农保全国试点和养老保险关系城乡转续.整合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在坚持“统账结合”的基础上,将其他制度整合进新农保中,构建制度模式统一但待遇标准灵活的大一统制度,以及整合优化农村养老保障资源.     

西部资源富集区新农村建设中的矛盾及其解决对策

西部资源富集农村农民收入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落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国富民穷”，成为这类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体制和制度体系不完善，经济发展缺乏有效的组织网络体系，基础薄弱和发展能力不足所致。只有积极推进制度建设，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福建医科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调查

为了解“资助意见”和“认定意见”实施后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现状,进行了整群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的资助体系能满足大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需要,受资助满意度较高。但资助也存在着认定标准“不准”、资助资源缺乏整合、忽视动态变化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斟酌标准、整合资源、关注满意度影响因素和注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动态变化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