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雅沁”考

"塔里雅沁"在清代西域文献中指天山南路佃种官地的农民,也指被迁往伊犁屯田的维吾尔族农民。学术界关于该词语源的认识有歧异。文章将该词的出现由清代文献上溯到蒙元时代的蒙古语和汉文文献以及成书于哈喇汗王朝时代的《突厥语大词典》。该词在蒙元文献中相对应的汉文译写形式为"塔里牙"、"塔里牙赤",在《突厥语大词典》中相对应的是T arl¨o。其基本含义都与"粮食"、"耕种"、"农民"相关。     

裕固人的姓名

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裕固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是部落组织,每个部落又由若干个户族(相当于氏族、裕固语称“的尔斤”即“特勤”)组成。每个户族的名称类似汉族的姓,但又与汉族的姓不同,裕固人的姓与名是分离的,名是名,姓是姓,名字的前边不冠本民族的姓,也不实行姓与名相连的人名构成方式。据调查裕固族现有十个部落,二十九个户族,也就是说裕固族本民族的姓(即户族名称)行二十几个,其中一些姓氏较为古老。     

关于“语”与“非语”的思考

"语"应是:由词构成,结构相对固定,形式比较短小,意义具有整体性或警示性的现成话。所以"语汇"应该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和部分名人名言(格言)。词,自由短语,表示人名、地名、单位名称、科学术语的固定短语和修辞中的辞格不应是"语"。另外还要注意把成词语素构成的具有比喻义的词排除在"语"之外。     

构式语法途径下的英汉人名翻译

人名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音译原则,还可能涉及具体语境对人名形式的要求,甚至对非人名形式的选择等。翻译的构式语法途径可以提供更综观的描写视角。文章在基于构式观的翻译过程认知模式下,尝试对英汉人名翻译过程做出系统描写,将英语人名构式的汉译归为人名构式、类人名构式、超人名构式与非人名构式四类形式对应,十余种具体翻译策略,通过对翻译过程中译语表征图像建构阶段的拆解分析,呈现人名翻译的策略选择机制,并提出,实现译文表征图像的实体化是构式观下英汉人名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本理据,人名翻译的复杂性可由动态翻译语境中译者对译文表征图像的不同建构方式来阐释。      

“轩辕”名号研究概述

目前学界围绕"轩辕"名号来源取得的研究成果,大致从四个方面进行介绍:第一,认为黄帝"轩辕"的由来与黄帝的制作发明有关;第二,"人因地名"与"地因人名"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三,认为金文中的"天鼋"即是"轩辕"的观点;第四,从音韵角度出发得出的其他观点。就目前学界的整体研究来看,因观察视角广、涉及领域多,多数观点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构词图式“X不得”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变异

构词图式"X不得"产生的13个三音词可分为:动副兼类词"怪不得""怨不得""由不得";动词"巴不得""恨不得""见不得"等9个;形容词"了不得"。宏观概括了三音词"X不得"的历时演变过程,重点对学界还未研究或研究较少的"X不得"的语音弱化、词性及语义固化程度、有无相对应的肯定形式、能否作补语、成词时间与形成机制等5个方面展开理论探讨。     

西夏乐器“七星”考

西夏音乐文化发达,然而古代正史并不对西夏录记,西夏乐志亦不能见。所幸的是西夏文、汉文双语对译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及西夏流行汉文辞典《杂字》中记录有大量的乐器名称,为认识与研究西夏音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以上典籍所载乐器名录中,均载"七星"一词。七星,在中原汉乐中亦极少见,然而在西夏却是较为常见且流行的乐器。据笔者通过大量文献与图像考证,西夏七星乐器为六孔按音,尺度较长,横吹,竹之所属的笛类乐器,在黑水城出土卷轴画中亦有所见。     

车师（姑师）的语源、语义及源流考辨

车师（姑师）是汉文史籍对突厥语OБUZ（乌护,乌古斯）一词的音译,应读作gūsī／gūzī。OБUZ的本意为“初乳”,鸟孙国为其源头。该部族的得名及其狼图腾文化的形成,与汉代乌孙首领猎骄靡婴幼时为狼所哺养的神奇经历密切相关。其后,进而演变为包含有24个部落的部族名称。其中分布在东部天山地区的8个部落后以“滑”“八滑”“滑国”“八部”或“高车”等名见诸于史籍,民众则以OБUZ的略音便译形式“滑”或“车”为姓。乌古斯属蒙古人种,是部落及人口最多的一个突厥语部族,也是构成前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主体部族。     

《元史》“亦奚不薛”考

“亦奚不薛”是元代对贵州水西地区的称谓.“亦奚不薛”,究竟是蒙古语,还是彝语,抑或既非蒙古语也非彝语?众说纷纭,但均未进行过确凿的考证.周洪谟《安氏家传序》和道光年间的《水西安氏族谱》彝文部分均载有“不薛”,其后的有关安氏谱系均未载录.家谱文献比对和彝语方音对应规律表明,“亦奚不薛”就是后世谱系中的额归普色.“亦奚不薛”不是蒙古语,而是彝语,并且是彝族水西安氏先祖的名字,后来随着子孙繁衍和世袭领地的扩大,“亦奚不薛”也由人名转变为氏族名,进而为部落称号和地名.     

从“精卫填海”与“黄帝擒蚩尤”看上古部落的冲突与融合

"精卫填海"神话反映了炎帝神农氏与东夷蚩尤氏冲突的历史,炎帝携女娃东巡蚩尤族领地导致了女娃被害的惨剧,炎帝借用鸟图腾和人死化生的观念,虚构了精卫鸟衔西山之木石以复仇东海的故事。女娃被害促进了炎黄部落的联合,引发"黄帝擒蚩尤"的战争,而决定炎黄部落与蚩尤部落战争的胜败,乃在于南方苗蛮集团中的一支——处于良渚文化圈的女魃部落加入战斗,但战争并没有给女魃部落带来利益,导致了其不能回故土又被迫北迁的结局,这也解释了良渚文化突然由盛转衰的原因。     

再论现代汉语外来词

关于意译词和借形词的身份的确认,应该区别对待:那些被称作"仿译词"的,应当视作外来词,而那些纯意译词,则宜看作是本民族词;借形词的情形极为复杂,其中一部分是外来词,还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汉民族传承词。音译词是层次最低的一种外来词,它们常常成为外来词定型过程中的初级形式、过渡形式。音译兼意译词则是一种集音译、意译于一身的外来词,个中蕴涵着译者的智慧和灵气,因而往往也成为外来词定型过程的终端。字母词同音译词类似,从理论上讲,应当也是外来词定型过程中属于过渡性质的一站。外来词的汉化现象既表现在词的语音形式上,也表现在词的结构和意义上,有时甚至表现在书写形式上。同汉语本民族词一样,汉语外来词也存在一个规范的问题,内容涉及读音的规范、构词方式的规范和书写形式的规范等。     

"经济原则"制约下的语音现象解释——谈普通话中"ia"、"ua"中的"a"音素

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实际出发,依据语言运转的基本原则"经济原则",认为在现代 汉语普通话中,韵母"ia"中的"a"是前[a],"ua"中的"a"是后[α]。     

“スル+名词”的日汉互译比较及其时体意义

スル作为连体修饰语使用时,与单纯作为动词使用时存在着差异。日语“スル+名词”在日汉互译方面:译为汉语时,多为“的+名词”的形式———动词+的+名词、形容词+的+名词、名词+的+名词,以及不加“的”的形式———名词或名词短语的形式和意译的形式;连体修饰语中时体的变化,主要受定语从句的谓语和其后被修饰语的性质的制约。“スル+名词”的“时”的功能退化,而“体”的意义增强。日语表达也相应地模糊,但汉语表达却具有多样性、灵活性的特点。     

试论《说文解字》“读若某”并非“音近注音”——从段注“音转”看《说文解字》正篆与读若字异部的问题

《说文解字》中正篆与读若字异部而段玉裁注音转者, 有正篆音转和读若字音转两种情况。上古音转会导致一字多音。在正篆与读若字构成的注音框架中, 要么是正篆音转, 读若字分注其不同的读音, 或只注出其中一音; 要么是读若字音转, 用转音给正篆作注。两种情况都是同音作注。在读若字注出转音或者用转音作注的情况下, 从古音系统归部的角度看, 正篆与读若字双方是异部的。     

从中国传统美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向心”文化特征

在以“物”向“心”倾斜、“天”向“人”倾斜的中国“心学”文化哲学影响下 ,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内重外轻”、“贵神贱形”、“心融万有”、“无我之境”等思维取向模式 ,带有浓重的“向心”文化色彩。中国翻译理论受传统美学影响 ,并从传统审美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 ,吸收了其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思想 ,强调审美主体的自我人格欣赏 ,提出了相应的“三似”论、“神似”论、“离形得似”、“心神交融”、“感应”、“意境”、“妙悟”、“化境”说等翻译观 ,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美学的“重心”特色和“向心”文化痕迹     

从联绵词看汉字与汉语词的关系

汉语中字和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字是音形结合的书写符号,词是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就联绵词而言,承认它是由字构成的词,但它的字形又与词义无关,而是"因声表义",可以说,联绵词的形音义关系集中反映了汉语字词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     

古汉语常用词"为"用法说

古汉语常用兼类词“为”,用法复杂,既可作动词,又可作介词,还可作语气词、副词。在具体运用中,其意义变化细微,读音变化不宜区别,须细心分辨;就“为”字的词义解释和造句方式而言,有许多值得研究注意的地方。     

“见”字古读音

《十三经注疏》中“见”字的读音和意义有关。表尊卑相见的朝见、谒见、拜见、接见义和客观事物显现义的念胡甸切,但也有念“如字,又贤遍反（胡甸切）”的,还有个别念本音古电切的。“见”字读音出现这些交叉现象,是符合汉字语音发展规律的。     

“认知语境”与“翻译表诀”——关于“翻译标准与原则”的探讨

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根据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通过对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对原文理解与译文表达的重要因素之一--"认知语境"进行分析,探讨翻译标准的原则问题.有关翻译标准与原则之争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看待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是在"认知"与"表达"上的不断争论与妥协.翻译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认知程度的不同决定翻译的水准高低,表达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认知的差异.从"认知"角度来说,对于同一事物的认知,存在个体差异,翻译似乎无确定的标准,然而,归根到底,译者在"认知"基础上采用何种"表达方式"不能离开"准确"和"忠实"这个根本."准确"是对译作的效果而言,是相对的,"忠实"是对译志的态度而言,是绝对的.     

关于"校"的读音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音义关系的结合应该是固定的.字典的规模、性质不同,其注音就会有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表现为音项、义项的多少,而不应是音义配合产生的差异.但是,在"校"的音义关系的处理上,几家大型语文辞书的处理却颇有差异,为此,我们进行了分析论证,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