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日美冲突

进入20世纪,围绕东北亚霸权,日美两国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较量。在日俄战争前后到华盛顿体制确立的20年左右的冲突中,日本大陆政策在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较量中基本处于优势地位。美国对日政策由软到硬,妥协和遏制相结合,究其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使然。     

日俄战争对二十世纪初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它们竞相争夺殖民地 ,扩展势力范围。亚洲成为帝国主义角逐的主要地带 ,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朝鲜则是列强争夺的焦点。在远东的角逐中 ,最突出的是沙俄的远东政策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 ,这一矛盾最终导致 190 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以俄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日本则凭借此次胜利 ,由一个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亚洲小国 ,一跃成为在远东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大国 ,跻身于帝国主义强国的行列。日俄战争不仅引起了列强在远东地区力量格局的变…     

论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的朝鲜观

甲午战争后,在朝鲜出现了日俄争夺的局面,相继发生了乙未事变和俄馆播迁等重大事件。期间,福泽谕吉阐述了对朝鲜的认识,并为日本"改革"朝鲜积极地出谋划策。乙未事变发生后,其极力为日本在事件中的罪行进行辩解,并劝说日本贷款给朝鲜,希望以经济手段达到控制朝鲜的目的。俄馆播迁的发生则使俄国在朝势力进一步膨胀,面对这种形势其主张由此前日本单独"改革"朝鲜转变为可以同其他国家共同进行,并暗示日本不会放弃既定的朝鲜政略。此后,为达到缓和日朝关系、增强日本在朝影响力的目的,其又提出了向朝鲜移居日本人的"移民论"。这一时期,福泽谕吉的朝鲜观几乎自觉地追随了日本的对朝政策,对朝鲜表现出极端的蔑视。     

浅析福泽谕吉对朝鲜防谷令事件的评论

防谷令事件(1889-1893)是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朝之间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期间,福泽谕吉阐述了其对该事件以及日本对朝政策的看法。事件解决前,福泽谕吉对甲申政变以来日本"因循姑息"的对朝政策提出了批评,希望政府制定"增进"两国感情、"促进"贸易的长期政策。事件解决后,为改善日朝关系福泽谕吉向政府提出"向朝鲜移民"的建议,并以"医生医治病人"来为事件中所采取的"文明流"外交惯例之外的"笔法"进行辩解。从最初对日本对朝政策的不满到事件解决后对其的建议、赞许以及为其强硬政策而寻找借口,这些都表现出福泽谕吉对朝鲜的强硬态度。     

浅析冷战后的日本对朝政策

90年代以来 ,随着冷战体制的瓦解 ,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日本为了加强对朝鲜半岛的干预能力 ,尽快实现政治大国这一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目标 ,开始积极调整过去对朝推行的敌对政策 ,并与朝鲜进行了多次邦交正常化谈判。但是日本对朝政策在推进过程中 ,由于受到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其前景不容乐观。　　一、冷战后日本对朝政策的调整　　 2 0世纪初期 ,日本用武力强占朝鲜并对其进行了长达 3 5年的殖民统治。二战结束后 ,作为大国势力争夺与利益分割的牺牲品 ,朝鲜半岛被人为地划分为两个国家 ,在此形势下 ,日本不仅…     

国家利益变迁与美国早期东北亚政策(1784-1894)

从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至甲午战争之间的一个多世纪,正值东方传统国际秩序"华夷秩序"的衰落和崩溃时期.这时的美国东北亚政策处于"早期政策"阶段.其内容随着美国在东北亚的国家利益的变迁和东北亚国际博弈格局的变化而变化.美国政策总体特征体现出:幼稚性、经济性.战略上属于谨慎型政策.     

日俄战争:甲午战争的继续与发展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吞并朝鲜,进而最终独占“满洲”的重要战略基地的旅顺和大连。战争结果虽如愿以偿,但竟因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不得不还辽于清政府;同时,俄国又插足朝鲜,严重威胁着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甲午战争的主要目标并未实现。于是日本于甲午战争十年后,为了再次实现其“大陆政策”既定的侵略目标,通过战争打败了俄国,从俄国手中夺回了辽东半岛,巩固了其在朝鲜的特殊地位,并获得了“南满”铁路的占有权和经营权。     

近代日本与朝鲜开港之比较

日本和朝鲜是东北亚地区的邻国,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两国开港暨早期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处境较为相似,但结局却大相径庭。对日、朝开港背景、过程、结果进行比较研究,考察近代日朝开港的特点和异同,指出日本明治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其实施对朝鲜开港的影响,分析两国开港与早期现代化产生迥异结果的内外因素,进而指出日本武力威胁下的外交政策对东北亚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危害,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借鉴意义。     

李鸿章与朝鲜——评甲申政变前后的中朝关系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西方列强和新兴日本加紧侵略其东部邻国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积弱的老大帝国与朝鲜李氏王朝的封建“宗藩关系”不断加强的趋势,发生了一个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封建国家干涉另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事件。中国洋务派实力人物李鸿章,七十年代初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实际上主持中国外交;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朝鲜政策大体均由北洋大臣及其幕僚制定和推行。研究李鸿章与朝鲜的关系,可以清楚地揭示清末中国外交的殖民地性质和深入了解围绕朝鲜问题所展开的列强在远东的角逐。本文试图以朝鲜开化运动和甲申政变为线索,集中讨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朝关系,以求对这个复杂、敏感的历史问题作一个科学的解释。     

《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的影响

<大明律>于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后,虽引起了朝鲜王朝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但从洪武二十五年至景泰六年,<大明律>一直与唐律、元律混同使用,造成了朝鲜王朝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混乱局面.世祖国王即位后,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明确了"用律,用<大明律>"的用律思想,确立了<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历代沿袭不替.专一使用<大明律>是朝鲜王朝之意愿,非中国之强令.长期专一和自觉自愿地使用<大明律>,为嘉靖时期形成的中朝政治一体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中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战略协作

中俄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同大于异,在政策目标和基本内容上,中俄具有很多一致性;在政策的演变过程与限制因素方面,两国间又存在差别.中俄朝鲜半岛政策的相近是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战略协作的基础.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协作是东北亚局势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减少中俄间矛盾,促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要求.尽管面临挑战,但中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战略协作前景乐观.     

拜登政府的东北亚政策与东北亚地区关系走向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其对外战略正逐渐成形。拜登政府表示将以同盟关系为基础重建美国的领导力,在东北亚地区继续推进印太战略的实施。美国东北亚政策的调整与变化,被普遍认为战略指向明显,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将继续利用台湾问题对华进行战略牵制,中美关系仍处于其东北亚政策调整的核心。拜登政府将巩固与日本的盟友关系,这一倾向也得到了菅义伟政权的积极回应。朝鲜半岛问题的走向尚未明朗,缺乏沟通和协作的氛围。受制于国内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对外修复盟友关系、布局战略重组并非易事。鉴于美国在东北亚的政策调整,中国必须正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地区的推进,而且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稳定也至关重要,中国要积极做好应对。     

试析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及其影响

近年来,印度加大了与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战略合作,主要手段包括深化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以及军事交流.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的动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战略上的考虑,同时也有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安排.从近期来看,印度与亚太国家的战略合作可能会对中国以及中印关系造成一定影响.印度加强与亚太大国的合作可能意味着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发生深远变化.     

俄罗斯提速远东开发战略探析

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于9月8日在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行,这是俄罗斯首次承办该峰会,选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会议就是要告诉世界俄开发远东的决心。以此为契机,俄开发远东全面加速。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虽然资源丰富,却是俄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与此同时,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强劲。怎样提速远东的发展就成为俄罗斯实现整个国家复兴、实现与亚太地区战略对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韩国海洋战略实施及其对我国海洋权益的影响

韩国海洋战略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战略规划,其战略举措的提出与实施旨在推进海洋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实现世界一流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作为中国的海上邻国,韩国海洋战略实施会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客观认识这些影响对制定我国海洋战略及其政策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并有助于倡导海洋合作、建设和谐海洋的目标。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Abstract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the United States claimed to be neutral, but was in fact pro-Japanese. Before the war, it repeatedly refused mediation requests by China and Korea and rejected Britain’s joint mediation proposal while tacitly agreeing to or inciting Japan’s launching a war. During the war, American diplomats, as wartime protectors of both Japanese and Chinese nationals, frequently went beyo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protect Japanese spies in China. As the only mediato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rejected the joint mediation efforts of European powers and helped reduc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n Japan. At the same time, it unilaterally convinc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accept Japan’s aggressive demands so as to help Japan achieve its war aim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bias towards Japan was that it hoped to use Japan to end the tribu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in order to further open the door to China while weakening the influence of Britain and Russia in East Asia.     

中国—东盟经济关系与地区整合的前景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近年来呈现出较快发展的态势,正成为东亚地区整合的重要模式。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与东盟以及日本、韩国为预防东亚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努力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中,更体现在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促进了双方关系在更多领域的发展,对构建东亚地区整合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对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领导者作用的立场不仅稳定了双方关系,对构建东亚新秩序也具有积极意义。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成为可能?

在中国政府提出将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与和解,因而有关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也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官方并未公布构建东北亚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但呼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与历史上日韩等提出的“东亚(东北亚)共同体”建设不同,中国政府分外重视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共享历史、平等、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含义,是一种超越反霸和同盟关系、推动新型伙伴关系建设的话语体系。在比较各方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定义后可以发现,“东北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直至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后,这个术语才有了接近今天所表述的整体感。即便如此,域内国家对东北亚的边界仍有不同意见,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讨论东亚(东北亚)时对概念的范围也有分歧,因而仍难以形成一致的地区认同和地区发展愿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东北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演变趋势,才能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印度崛起视角下的“东向政策”:意图与实践——兼论印度“东向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21世纪以来,随着印度的崛起,其“东向政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首要意图已经从谋求经济利益转变为战略利益空间的扩展,经济利益与安全因素仍然是“东向政策”新阶段的重要意图.印度崛起背景下,“东向政策”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扩展,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深化.印度实施“东向政策”有制衡中国的考虑,但是“东向政策”在战略上更多的是对中国的“软制衡”而不是遏制中国发展.印度“东向政策”对中国的软制衡,也取决于中国怎样应对“东向政策”,中印可以通过“安全互构”的方式建立战略互信,中印应理性看待对方战略利益的扩展.     

The reform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cial policy reforms in East Asia and whether the welfare states in the region became more inclusive in terms of social protection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developmental credentials. It draws on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project on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covering China,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Republic of Korea, Singapore,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and Thailand. It shows that East Asian economies responded differently to the crisis in terms of welfare reform. While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maintaine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selectiv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Korea, Taiwan, and, to a lesser extent, Thailand implemented social policy reforms toward a more inclusive one. Despite such different responses, policy changes are explained by the proposi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the instrumentality of social polic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policy changes through democratization (or the lack of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