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基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对传统的国际折衷理论加以拓展,归纳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特殊的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以2006-200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为样本,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政策扶植、海外关系资源及自身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有重要影响.分类型研究表明,上述三种制度因素对贸易型、生产型、资源型和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使用中国上市公司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后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强;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弱,通过一系列检验之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结论表明,应当构建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引导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产能过剩引致对外直接投资吗?——2005～2007年中国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考察了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稳健结果支持了产能过剩引致海外直接投资扩张的基本结论。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突出体现着体制性产能过剩的特征。基于行业特征和所有制结构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中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已成为影响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竞争性产能过剩是市场行为的理性选择,并不存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驱动力;而体制性产能过剩当面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必然选择。围绕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即消除中国经济体制对于行业企业投资行为的扭曲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及决定因素研究

本文对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三大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对东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对西部地区不显著;工业化程度对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最后,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均衡发展指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家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职业化管理

基于制度同构理论,探究家族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嵌入到国内和国外互不兼容、甚至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时对其治理结构的影响,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给家族企业带来制度同构压力,进而影响其职业化管理水平。运用中国沪深上市家族企业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广度越大,高管团队的职业化水平越高;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增强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职业化管理的促进作用;企业所在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则会削弱家族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提升职业化管理的动力。通过研究组织同时嵌入不同制度逻辑时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深化制度同构行为的分析框架,对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和治理转型具有实践意义。     

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本文借助中国商务部提供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以下简称),整理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再把该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形成的全新数据库包含丰富的企业财务信息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基于整合后的数据库,本文首次实证考察了生产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本文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并购模式的概率越大;母国企业上游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差异会一定程度影响生产率的选择效应;通过对生产率分解进一步发现,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明显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但研发能力对投资模式的选择效应却并不明显。因此,本文的发现对我国"走出去"企业进入模式选择能够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献的有力补充。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1989～2011年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数据,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包括出口规模效应分析和出口商品结构效应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中国对外投资动因、制度调节与地区差异

通过整合制度观和资源观,将两者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中国企业如何利用母国制度优势克服竞争性资源占有方面的劣势,从而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与传统思路分别分析各种内部资源和企业外部制度因素对于企业国际化的作用不同,运用调节变量的研究方法,分析母国制度因素对于资源与国际化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2003年至2009年中国省级对外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于不同类型的资源与对外投资的关系确实起重要的调节作用,但调节的方向和强度不同,并受地区差异的影响,表明制度因素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是有条件的。通过发现制度的调节作用,为中国企业为何在缺乏企业特别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个全新角度的解释。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行业差异的分析

本文运用DEA模型计算出2004～2009年我国各行业的Malmquist指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并将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行业层次上看,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大的行业,Malmquist指数高,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更加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动态整合能力的倒U型调节效应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而上市公司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基于此,本文通过我国2007-2020年2123家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动态整合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作用存在动态性与持续性,并会受到所有制性质、地区、行业的影响。并且,企业动态整合能力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但在动态整合能力强与动态整合能力弱的公司出现影响机制的差异性。据此,分别从政府管理创新成果与公司强化动态整合能力方面提出相关可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