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与企业“短贷长投”之谜

本文基于"投资——短期贷款"敏感性以及构造的"短贷长投"变量,初步验证了"短贷长投"这种激进型投融资策略在我国企业经营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并且发现"短贷长投"对于公司业绩具有严重负面效应,表明"短贷长投"主要表现为企业应对金融抑制的替代性机制,而非结合自身特征的自主决策结果;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直接对"短贷长投"产生抑制效应,而且可以通过降低"短贷长投"对公司业绩的不利影响发挥间接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短贷长投"可能通过加剧经营风险、引发非效率投资、提高财务困境成本等途径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效应;考虑产权性质差异,非国有企业"短贷长投"行为相对更为严重,并且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对非国有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结论有助于解释我国实体经济运行风险加剧的原因,以及货币政策调整对实体经济运行风险之影响,亦为我国地方企业家"跑路"现象的涌现提供了部分理论解释。     

"安则兼善天下":董责险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北大核心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公司管理层的核心任务,故构建促进管理层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董责险是否是管理层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管理层"安则兼善天下",具体表现为:第一,董责险可提升管理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性,且公司所在地区法治环境越差,董责险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作用越显著;第二,董责险主要通过提升管理层乐观度来促进其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董责险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员工、供应链和环境责任;国有企业和大规模公司购买董责险更能促进管理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为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促进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资本市场全面认识董责险功能,进而借力董责险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董事责任保险能否提升公司价值?——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研究

董事责任保险作为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避险工具，在改善公司治理绩效的同时，也可能引发董事的道德风险，损害公司价值。董事责任保险参与公司治理能否产生积极的经济后果，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尚有待经验证据检验。为了深入探究董事责任保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文章基于公司治理视角，以2007年-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控制样本自选择偏差后，研究董事责任保险购买决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不论以财务还是以会计绩效衡量，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均能够显著提升公司价值。研究结论揭示了董事责任保险的综合治理效应，提供了转型经济下董事责任保险对公司价值整体影响的经验证据。     

管理者从军经历、融资偏好与经营业绩

从军经历管理者如何进行融资决策,给企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检验了军队背景高管的融资偏好及其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从军经历管理者提高了公司的负债和贷款水平,加重了公司的债务成本,降低了现金持有水平,所在公司的经营业绩更差;第二,从军经历管理者对企业融资和经营业绩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第三,在分别使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对高管变更进行考察,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我们发现本文的结论基本不变。本文的发现表明,军队背景高管偏好高风险,决策更为激进,具体表现为其所在企业的债务水平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短、现金持有水平更低,最终给企业的经营业绩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人力资本、组织因素与高管薪酬:跨层次模型

针对高管薪酬决定的现有研究停留在单一层面和对高管的人力资本关注不足的问题,本文获取了2007-2009年在深沪两地上市公司的17368个高管个体样本与对应的1923个组织样本,通过构建跨层次模型(HLM)研究发现,在个体层面上,高管人力资本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组织层面,公司绩效、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监事会规模、无形资产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个体层面因素解释高管薪酬的总变异与组织因素解释高管薪酬的总变异接近相等.依据国有股比例分类,本文通过构建HLM发现,当国有股比例在50％以上时,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无形资产比例(负向)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关系不显著.     

D&O保险、风险容忍与企业自主创新

本文基于管理者风险容忍的视角,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irectors’and Officers’Liability Insurance,简称D&O保险)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为管理者认购D&O保险显著推动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且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诉讼风险较大以及非国有企业中,D&O保险对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当管理者经历"大饥荒"或出生于贫困地区时,D&O保险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强;D&O保险有助于降低企业高管非正常离职的概率,为企业自主创新保留优秀的人力资本。综上,本文从D&O保险的视角进一步拓展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企业风险管理体系,提高管理者风险容忍程度以推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启示意义。     

性别结构、管理层互动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

本文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高层管理者性别结构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发现女性董监高比例总体上提升了企业市场价值,但具体到各部门则只有女性高管与监事存在正向作用,而女性董事则存在负向影响.通过替代变量分析与工具变量回归,本文发现女性高管的正向作用最为稳健,女性董事次之,而女性监事的作用并不稳健.在对管理层相互作用的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发现企业并不存在"蜂后综合征",且当CEO和董事长同为女性时还会显著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此外,当董事长为女性时,较高的女性董事比例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而当CEO为女性时,女性高管比例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最后,本文考察了性别结构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影响,发现管理层女性比例较高的公司表现出风险厌恶倾向,且更善于控制营业成本、创新、进行市场推广以及履行社会责任,但非生产性费用的支出较多.     

民营企业短贷长投与融资约束的关系——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数据,对民营企业短贷长投与融资约束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得出短贷长投与融资约束正相关的结论。     

零售商运营视角下投贷联动CVaR利率决策模型

投贷联动机制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探索创新型金融服务模式的重要方向,而合理利率定价机制已成为缓和金融“资源错配”矛盾的关键。本文刻画了运营视角下银行风险规避与股权质押重构企业信用的本质特征,构建了零售商投贷联动融资模型,探讨银行风险规避态度下贷款利率决策。核心研究发现是：投贷联动机制能提升银行甄别和监督企业的能力,通过“相机决策”贷款利率有效增加资金供给,CVaR风险度量准则下利率定价机制出现“风险溢价消散”现象。此外,还揭示了投贷联动中协调供应链各方利益的最优资产结构。     

独立董事:监督还是咨询?——银行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信贷融资影响研究

监督还是咨询?中国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作用的机制一直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所关注。本文依据已有的文献,总结出独立董事监督和咨询角色的理论框架,并以银行背景独立董事这一特定人群为研究对象,讨论独立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实际作用。利用沪深两市2001～2008年的数据,本文发现:(1)银行背景独立董事咨询功能的发挥较为明显,企业的信贷融资得到改善,但监督功能没有明确的体现,甚至较其他独立董事更弱。(2)在信贷寻租更严重的情况下,即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地区和银根紧缩的时期,银行背景独立董事的咨询功能发挥更为明显,所在的上市公司获得了更多的信贷。本文的研究说明独立董事对中国上市公司而言是有作用的,但对于那些具有关系型资源的独立董事来说,更可能扮演咨询者的角色。     

基于VaR的现金流风险度量模型研究

与金融企业不同,非金融类企业拥有更多非经常交易且不易估值的资产,因此更关注其在将来某一时刻现金流的不确定性.把现金流在险值与金融工程技术中在险值的概念相结合,运用风险敞口模型分析和蒙特卡洛模拟等计量方法,为非金融类公司管理层、投资者和分析家提供一个简单具体而直接的现金流不确定性的评判指标.通过对在险值和现金流在险值的比较以及对现金流在险值度量模型发展脉络的分析,发现现金流在险值技术更能刻画出非金融类公司的财务风险;通过引入管理决策风险作为风险因子并改进风险敞口模型,计算样本公司的现金流在险值;进一步提出现金流在险值的应用价值和研究方向.     

D&O:给董事们提个“醒”

<正> D&O是由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集团近日合作推出的一种保险品种,专业上称为“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此险种的推出在上市公司董事中引起了不少震动,我们不妨先从两则“并不现实”的故事开始。 美国安然公司的破产,已经引起全世界的轰动,同时受安然破产案牵连的银行联合将安然公司的29名董事告上美国法院,要求赔偿损失。但有媒体报道,安然公司已经为所有的董事购买了D&O责任保险。因此,如果法院宣判了安然公司因决策失误给第三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可能将由保险公司掏钱赔偿了。也就是说,吵得沸沸扬扬的安然公司董     

实际控制人性别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

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实际控制人掌握着企业资源支配权。已有文献探讨了公司董事和经理人性别的公司治理效应,但是尚未从实际控制人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基于新兴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特征,以2003～2015年中国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实际控制人性别对其利益侵占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男性实际控制人,女性实际控制人更少地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除了女性实际控制人外,其他女性董事和女性CEO并不能影响实际控制人的利益侵占行为。最后,研究还发现,在内外部治理较弱的公司中,实际控制人性别对其利益侵占行为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不仅从一个新的视角推进了高管性别如何影响企业公司治理的研究,也对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发。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

本文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正相关;同时,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持股比例较低、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较小时,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其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交互关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从关联交易的视角探讨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为家族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成因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解释。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投资机会（IOS）设定下公司内部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将处于不同组织环境的企业等同对待,造成了研究结论的较大分歧.本文依据投资机会集(IOS)理论,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在设定投资机会集的条件下,考察了不同成长性的企业其公司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长性较高的公司,其经营绩效的改善与独立董事比例、高管层的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但与高管层年薪相关关系不显著;成长性较低的公司.其经营绩效的提高与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层的持股比例相关关系均不显著,但与高管层年薪存在弱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应对策略

风险是银行经营中经常涉及的内容,本次金融危机给中国商业银行业住房信贷、出口企业贷款、外资企业贷款等方面加大了经营风险.本文试图就商业银行风险的应对策略进行探析.     

系统风险的会计决定:企业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系统风险的时变关联

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有力推进了我国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制度建设,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对会计信息和上市公司系统风险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本文提出了新的经济理论模型用于研究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和系统风险的动态关联.主要结论:一、财务杠杆和经营杠杆以乘子的形式放大了无杠杆条件下的企业系统风险,这一结论在时变的条件下仍成立;二、理论证实了无杠杆条件下的企业系统风险来源于公司净利润-流通市值比率、销售增长率和平均价格增长率的变动;三、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间存在一个权衡,例如经营风险高的公司,将会选择一个较低的财务风险,使得公司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系统风险.因此,会计风险披露制度的推进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有关公司风险的信息.     

零售商运营视角下投贷联动最优投资结构模型

投贷联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驱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推动"产融结合"的重要手段，而合理投资结构成为探索投贷联动机制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本文刻画了供应链鲁棒风险模型支持下投融资博弈的新特征，构建了零售企业投贷联动融资模型，探讨合理投资结构存在性。研究表明：投资方参与零售企业投贷联动融资博弈时，存在协调投资方利益最大化的"投贷联动区间"与最优投资结构，且最优投资结构受市场成长性主导。此外，企业所得税降低导致负债税盾效应减弱时，存在"反啄食顺序"的投资偏好。     

兼听则明：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投资决策同伴效应

以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高管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中心度对企业投资决策同伴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企业处于过度投资状态时,投资决策表现出同伴效应;高管网络中心度对企业投资决策同伴效应存在负向影响,网络中心度越高(低),企业投资决策受同伴企业的影响越小(大).在影响机制上,企业通过高管网络的信息功能从外界获取更多的信息,以便在制定投资决策时减少对同伴企业的依赖;同时,高管网络蕴含的社会资本能作为激励机制发挥治理功能,从而保证企业独立进行投资决策.最后,基于高管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年长、任职时间长的高管在社会网络中起着主导作用,董事长和总经理发挥的作用有限,拥有较高教育水平以及保持乐观情绪的高管更善于利用社会网络来改进投资决策.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同伴效应的形成机制,也为社会网络产生的经济后果提供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