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活动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1921年到2011年的90年里,中国政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历史变迁中,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中国政治历史的舞台,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活动也在这样的转变中经历了变化和调整。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活动"为何必要、如何可能、怎样运行"的分析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活动发生发展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历史演进进行逻辑分析的重要方面。这样的研究,意在探索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走向。     

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是对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和对照，并分析其异同及缘由，从而寻求历史规律的一种方法。梁启超、马克思都十分重视这一方法。我们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介绍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概念、意义、条件、适用范围和目的，并辅导学生撰写历史比较研究的论文，总结和认识了许多历史规律，加强了对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也谈历史教育研究——兼谈一种大历史教育观

李建先生《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相关问题探析》一文高屋建瓴,议论周密,对推进中国古代历史教育 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某些论述似乎意有未尽,因就所论略加引中和补充,提出"大历史教育"概念,包括狭 义的历史教育和史学教育两个方面。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应该围绕此两大主题展开。     

历史主动精神的关键意蕴、时代价值与当代建构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明确要求,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的鲜明体现。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命题在于人如何对待历史,尤其是如何发挥历史主体作用、推动历史变革发展。其关键意蕴可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历史主动精神的哲学基础及唯物史观逻辑;二是在客观规律和主观目的的辩证统一中确立主体意识;三是在普遍趋势和具体国情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历史趋势;四是在政党领导和民众活动的辩证统一中建构实践力量。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价值在于坚持“两个结合”、坚定历史主体自信、优化历史实践方式、加快历史发展进程,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发展。据此,历史主动精神的建构应从深化唯物史观教育、历史趋势激发、夯实“历史合力”的实践基础等方面持续用力,运用好历史主动精神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     

1987年以来中国农村教育史研究述评

中国农村教育史的研究是教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但是作为历史经验,中国古代农村教育史研究仍对现代农村教育改革,乃至中国整个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村教育史的研究逐渐受到了教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分"古代农村教育"、"近代农村教育"、"私塾、私学与农村教育"等专题进行述评.其中难免挂一漏万,敬请专家指正.     

教育学的学科思考－从西方教育科研究的历史演变探讨教育学学科发展

教育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在人类出现的初始阶段就存在了。但是 ,教育作为一种认识或社会问题而被人们探讨 ,有意识地研究 ,则要迟得多。因此 ,可以说 ,作为研究教育现象 ,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教育学 ,是人类社会和教育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它是教育实践的高度概括和科学的抽象。教育学科首先在西方形成 ,其历史过程可分为三大时期 :一、前学科时期从研究结果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并产生深远影响这一角度看 ,可把古希腊哲人对教育的有关探讨作为前学科时期的起点 ,把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的诞生作为终点 ,时间跨度约从公元前…     

宋代科技进步典型经验对当代科技成果转化的启示

建设科技强国已成为我国的战略目标,而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步骤.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宋代科技的发展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文章综合运用历史、管理、经济、社会环境、教育、博弈论、文献检索、科技成果转化等理论和工具,采取历史研究与当代分析相结合,理论演绎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在分析总结宋代典型科技成果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宋代科技成果兴盛繁荣的关键影响因素,对提高我国当代科技成果转化提出了管理性的建议.     

究历史规律 通古今之变——田昌五先生学述

田昌五先生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从中西对比的角度,以探讨中国历史特点与规律为己任,治学领域宽广,在华夏文明起源、古代社会形态、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古代农民战争和农民问题、史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均有重大建树,成一家之言。其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则有着普遍的启示意义。     

“论”与“史”的有机结合——评王先霈《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

王先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王著")是一部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的著作.说王著全面、系统,是因为其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的主要历史时期及中国古代所有重要的艺术心理思想;说王著深入,是因为其是将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放置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心理这样广阔的宏观背景上来展开研究的,在研究方法上是以现代心理学理论作参照和导引的,是与古代及现代的艺术活动实际有机结合的.     

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浅谈中国古今音乐美育思想

音乐美育思想在我国有着深厚的传统。综观我国音乐美育思想的历史发展,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都非常重视音乐美育的德育功能。尤其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革命音乐,曾经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出路

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趋势.传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国计"方面,对"民生"问题注意不够;而如果将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用"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进行选题和研究,不仅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还能够提供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

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得到了现代诸多学科发展的推动和新兴的城市史学的影响。当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并形成了城市历史地理和古都研究、城市社会史研究、城市文化史研究、城市经济史研究、比较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史学理论研究等热点专题领域。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从城市史学的学科建设、城市史研究视野的拓宽与领域的开拓、城市史的整体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等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从神话史诗看佤族远古历史——解读《司岗里》和《司岗格——西念壤》

像一切原始时期的民族一样,佤族的远古历史也主要曲折地隐藏在它的神话故事和神话史诗中。通过对佤族反映远古时期生活的神话史诗《司岗里》和《司岗格——西念壤》的解读,我们便可弄懂这样几个重大历史问题：什么是司岗里？佤族怎样走出司岗里？为什么走出司岗里的佤族叫阿佤？什么叫司岗格——西念壤？佤族怎样在大洪水后分出另一个大支？为什么耿马、沧源的佤族新支自称为巴饶？弄懂了这些关键问题,佤族远古历史的路径便已基本清晰。     

空间、时间与经济理性——从中国史通识教材的编写说起

丰富的新石器考古揭示中国境内文明起源呈现满天星斗、八方雄起、天下万国的壮观场面。部族混合杂处与相互交融冲突最活跃的中原是当时最先进的地区,长江流域屈居其后。经小统、中统,至秦始皇灭六国,以中原为核心实现大一统的局势就水到渠成。实现大一统之后,历史的空间运动并没有停止。依靠着大一统特有的空间广阔优势,中国古代社会历经多样艰难,周旋于巨大的空间里,用新的发展弥补旧有的不发展,活力始终不衰。说两千年里中国的历史时间超稳定地凝固在一个节点上停滞不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借用社会结构变迁理论来说,这是一种路径依赖——一开始采取什么样的路径,往后的惯性力量会使其一直沿着这样的轨道滑行下去,改变路线非常艰难。检讨大一统的历史实践,留给后代需要消化的学问很多,有内外的应对、上下的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协调、集权与分权的互补等等。同样,说几千年中国封建经济长期停滞,也是一种经不起史实反驳的旧观念。中国人从来不缺发展经济的能力。两千年的大一统中国,社会经济始终处在发展与变化之中,情节非常丰富;但也不是一路顺风,发展与不发展成一体两面,制约经济正常发展的隐患消除不掉。所以,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限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笼子逐渐拆除,才能...     

论张光直对于中国考古学科的定位

张光直先生的学术背景使其在考古研究中更倾向于使用以人类学为主的多学科研究方法。而这样的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考古学在学术定位上应归于张先直先生所定义的新的史学（尤其是中国古史）学科范畴，这种学科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以史料为基础的史学，是具有世界性的。这样的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学者广泛学习西方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其发展的结果是从中国产生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张先生的一生。也正是致力于此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