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杜牧对李贺白玉楼传说不同接受缘由探析

“诗歌鬼才”李贺以其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孤僻个性创造了一个瑰丽、奇诞的诗歌世界,对后世诗人影响很深。后人在借鉴李贺诗风的同时,也对其悲苦生平深表同情,对其生平传说的传播与接受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和态度,其中李商隐和杜牧的不同接受缘由很有代表性。李商隐对李贺生平传说的传播和接受,表现了他对李贺的爱戴以及对他早夭的痛惜之情;而杜牧则由于对李贺缺乏心理情感的认同,因而很难理解李贺的畸形和缺陷心态,也很难将自己的生世期许寄托在幻想中。因此,从二者传播与接受的差异性中,可以更好地了解李贺对后世的影响情形,以及后世对李贺及其诗歌的不同评价。     

三曹诗歌之读者批评范式刍论

在考察建安文学之读者接受史过程,不难发现历代读者接受三曹诗歌所形成的接受范式,即“以道德伦理评诗”、“以史证诗”、“以感悟言诗”、“以章句解诗”,这几乎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甚为常见的范式。这一中国式批评范式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受众的文化心态有密切联系。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尊崇权威的心理定势,乃这种文化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李贺生年考

李贺是唐代诗坛的著名诗人。他的生年向有两说。 关于李贺的生平事迹,最早给我们提供资料的,是比李贺稍晚一些的诗人杜牧和李商隐。杜牧受集贤学士沈子明之托,为李贺所遗二百三十三首诗歌作序,时间是太和五年。杜牧在序文的后段,叙说了李贺的家世,盛赞了李贺的诗歌,结尾处云:“贺生二十七年死矣。”又云:“贺死     

李贺诗歌在唐代的传播——试论韩愈、杜牧、李商隐对李贺诗歌的传播

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播过程入手研究,可知李贺诗歌能在唐代发扬光大除了其诗歌造诣颇高的内部原因外,还仰仗于韩愈、杜牧、李商隐等人建构的三级传播模式。第一级传播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重在传播李贺其人;第二级传播源于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重在传播李贺其诗;第三级传播受晚唐审美风尚的影响,重在传播李贺其事。三级传播呈现了一个递进关系。     

正确认识图书馆员与读者的关系

为读者服务是图书馆的历史使命，图书馆员的工作永远是为读者服务。从图书馆的建设目标阐述了读者与图书馆的关系，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以“图书馆员第一”取代“读者第一”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并认为“读者第一”的观点永远不能动摇。     

简论中国古代“接受”理论和“知音”理论

第一,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在强调接受自由的同时,不会割裂读者与作者、作品的关系,追寻作者之创作意图和把握作品之本意是主要的接受阐释目的。西文的接受美学则提倡孤立考察文本意义,强调读者解读的自由性。第二,中国古人知音理论梳理与阐释《,文心雕龙·知音》集中阐述如何成为知音。     

论李贺诗的怪诞风格

晚唐司空留在他的《诗品》中列举了“雄浑”“冲淡”“高古”等二十四种诗歌艺术风格。司空图生活在李贺之后,显然已能见到李贺的诗。但以司空图所列的这些诗歌风格来论李贺的诗,却很难说哪一品能较准确地反映其特点。倒是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以“风槁阵马”“时以美女”“鲸吸鳌掷,牛鬼蛇神”等比喻评李贺诗的特色比较恰当,杜牧称之为“虚荒诞幻”。我们将其转换为现代艺术批评术语,就是“怪诞”。正是这种“怪诞”的诗歌艺术风格,使李贺赢得了与李白相齐的诗名;“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沧浪诗话》）。“怪诞”一词…     

李贺诗源一探

对于李贺诗的渊源 ,历来争论不休 ,唐代杜牧认为李诗源于“骚” ,宋代张戒认为源于李白 ,刘辰翁认为李贺自成一家 ,清代周容则认为李贺诗“原本风、骚 ,留心汉、魏”。同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李贺诗既源于骚又不同于骚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理”的多寡上。通过对大量历代关于李贺研究论文的分析、比较 ,本文作者认为李贺诗源于骚体的观点更为贴切。     

中西方读者对北岛诗歌的接受差异

中西方读者对北岛诗歌的接受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中国读者对北岛诗歌的关注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影响,而国外读者则一直倾向于从政治性角度出发解读北岛诗歌。造成两者接受理解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审美心理。     

谈谈李贺诗歌的“辞”和“理”

李贺是唐中叶以后一位很有才能、很有独创性的诗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李贺诗很值得一读”。这不但指它的艺术,同时指它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的统一论者,对于李贺诗歌的评价同样应该坚持这个原则。但是,一千多年来,对于李贺诗歌的评论,却是很不一致的。特别是对于它的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也就是古代诗评家所说的“辞”和“理”的看法,歧异更大。这些看法有的是错误的,有的不准确,影响都很大。这对于我们正确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确切地评价李贺的诗歌,有着很大的障碍。因此,本文企图从李贺诗歌的思想和艺术,即古代诗评家所说的“辞”和“理”的关系和特点,谈一谈个人的意见,借以就正于方家。     

读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兼谈咏物诗的寄托

在李贺的诗集中,有一组以马为题材的组诗。这组马诗以取材之丰富,构思之精巧,联想之新奇,寄托之深远,尝为读李贺诗的人所乐道。以马为题材的咏物诗,在历代的作家中是不乏其人的,但是李贺竟能以五言绝句的短小形式,写出了如此之多而又各具特色的诗歌,“每首之中皆有不经人道语”(王琦《李贺诗歌集注》),这确实是李贺呕心之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李贺的《马诗》创作,能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对现实生活中的“马”既写出了“马”的个性,又描绘出了马的     

“神寒”必未“骨重”——試論李賀歌詩的思想核心和艺术特色

<正> 近些年来,对唐代诗人李贺的评论先后出现过两次热潮。一次以“李贺是法家政治路线的热烈拥护者”为主题,另一次以“李贺是形象思维运用得最好的诗人”为基调,对李贺及其诗歌作品作了全面的肯定,评价是相当高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目前讨论李贺的文章已经不那么多了,也不再有人向他奉献“法家诗人”的桂冠了,但一味赞颂的余风仍未停息,在某些评论家的笔下,李贺俨然是一个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十分成熟的诗人。这符合实际吗?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李贺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第一、这类文章的观点大多不是产生在学习研究全部作品之后,而是在开始阅读作品之前就已经有了的,它不是实践和独立思考的产物。第二、这类文章的论证方法是不科学     

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接受

文学成之为文学是因其具有审美功能,在读者脑海中激起鲜明的艺术形象,评价文学翻译时应考虑作者和译文及读者的能动接受。本文从接受美学角度探析读者接受对评价诗歌、散文及小说等文学翻译的重要作用。     

王国维“无我之境”说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比较

［摘要］王国维“无我之境”说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作为中西两种颇具代表性诗学理论,其对诗歌抒情主体、抒情客体及其读者接受等理论命题的认识既有契合,亦有分 歧。对之进行系统比较,对中国当代诗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很高的价值与意义。     

“奇”:李贺诗歌的审美特征之一

关于李贺诗歌之“奇”文学史上已成定论,但李贺诗歌风格之“奇”不仅具有“幽奇冷艳”、“奇崛冷艳”、“奇崛幽峭”等特色,还有着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意蕴,这一点我们从古代评点中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和例证。本文总结了十四种有关“奇”的更深层和恰切的内涵,以利更好地理解李贺诗别样的审美艺术风格。     

李贺诗歌中的时空意识和神话色彩

李贺诗歌中的时空意识和神话色彩杨准李贺在多姿多彩的中唐诗坛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１］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仍为人吟诵不绝的名篇佳作。李贺诗歌的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自其诡丽的神话色彩。李贺诗歌以新奇险怪著称，对此历代...     

钱锺书《谈艺录》中的李贺诗歌论

在李贺诗歌批评和接受史上,钱锺书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一位大家。在《谈艺录》中,他以其学识的渊博和睿智,旁征博引,纵贯古今,打通“中西”,对李贺诗歌的总体特点、艺术和思想特色、风格等进行了精到而全面的评论。研究和分析钱锺书先生对李贺诗歌所作的评论以及评论时所使用的方法．这无疑对李贺诗歌以及整个唐诗的深入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把读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鲁迅的读者意识

鲁迅编印书刊的目的是为读者服务、使读者得益。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鲁翁毕生致力于编辑极勤,主旨惟在益人。”鲁迅对读者负责,处处替读者考虑,把读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编辑思想贯穿在各个方面。“出版,在昨天、今天、明天,最严肃和最要花力气处置好的题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谁是第一’。”鲁迅当年提出的编辑的读者意识,几十年后,仍让人感到并不过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指导意义。     

是神肖,不是形似——从《雁门太守行》谈李贺的“祖骚”

李贺的诗歌创作,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历来为人们所公认的。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早就指出:李贺的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宋僧道潜的《观明发画李贺高轩过图》诗赞李贺诗“风骚拟屈宋,妙处相颉颃”。     

宋代诗论中的“鬼诗”与“鬼语”

在宋代诗学批评中,“鬼诗”“鬼语”成为常用术语。诗歌内容摹写幽冥世界、诗风凄艳幽冷且空幻飘逸、情感基调以悲为美是宋代文人对“鬼诗”基本内涵的确认。以“鬼”论诗强调诗境的清迈出尘、诗人的妙手灵心,多为正面评价。以“鬼”论诗的流行受宋代谈鬼的社会风尚及传统诗学神秘化思维的影响较大,也与宋人对李贺的阐释和接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