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扬州八怪”与盐商

"扬州八怪"是中国绘画史上一批风格相近的画家总称,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主要靠卖画为生.盐商在扬州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奢靡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精神消费品的需求量大增."文之极,画也",盐商对绘画作品的需求拉近了与"扬州八怪"诸多画家之间的距离,画家依附盐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使"扬州八怪"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独特的一个群体.     

盐商在扬州扮演的社会角色

在历史上,个人和群体在社会大舞台上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场景。清代扬州盐商拥有雄厚的资本,在扬州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扬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扬州盐商是高消费的群体,在经济领域是时尚消费的引领者;在文化领域,他们是延揽、集聚人才的组织者;在戏曲艺术上,又是花部、雅部戏交融的开拓者;在书院教育上,更是资助和倡导者。剖析扬州盐商的多重角色身份,对全面评判扬州盐商将会有一定的作用。     

扬州盐商文化线路

明清时期,以扬州为中心,由运盐河、大运河、长江、淮河及其支流构建的扬州盐商活动线路,是一条淮盐运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的交通线路,也是一条长江中下游流域和淮河流域广大区域内的百货交换之路,更是扬州盐商传播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空间通道.这一通道持续500多年,成为一条不同文化群体间多维、互惠交流和融合的文化线路.     

浅析扬州儒商文化旅游开发

扬州经历了汉代、隋唐、清前期三度经济繁荣,经济的繁荣促进文化的繁荣。扬州自古存在浓郁的人文氛围,国际国内的人文交流和文化交流兴盛,至明清时期以盐业为主的商业经济支撑扬州的学术文化,学术文化又哺育了扬州的商业经济,拥有雄厚资本的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经商过程中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诚信经营,营造儒雅本分的社会形象,同时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形成儒商群体,造就扬州丰富的儒商文化旅游资源。儒商文化旅游资源具体有商业文化、住宅园林、学派书院、扬州八怪、年节礼仪、典故传奇等。如今扬州对儒商文化旅游的开发还远远没有完备,既需要对扬州已开展的盐商文化旅游进行儒商文化旅游的高规格提升,又需要在旅游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播儒商文化。开发扬州儒商文化旅游的初步设想有:组合扬州儒商文化主题旅游的线路,举办全国性儒商主题大会或国际儒商文化节,开展儒商住宅休闲游,建设展示"儒商文化"古今成就的专门场馆等。     

两淮盐商与扬州文化

两淮盐商系形成于明中叶衰落于清末民初的特殊商帮,曾在扬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产生过巨大影响.从盐商交结文人,资助寒士,营造、扩建扬州园林,赞助、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可见其对丰富扬州文化的内蕴,推进扬州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对"历史文化名城和具有传统特色的旅游城市"的结构格局与地位、性质的最终奠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应当摒弃学术界长期以来动辄否定两淮盐商的观点.     

南河下：扬州盐业史的微考察

扬州盐业之兴始于西汉,最盛期是在明清之际,南河下与扬州盐业的关系主要也就在这个时期。明代中期,扬州建新城,南河下是新城的一部分。这里,盐商聚集。经过历史的积淀,南河下留下了很多盐商与盐业经济的遗迹、遗事。扬州能成为“淮盐”产销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引市街”的街名能说出其中的道理。扬州在中国盐业中的独特经济地理,还可以通过“四岸公所”及其“岸”字来说明。南河下是扬州盐文化旅游的重要区域,南河下见证了扬州的半部盐业史。     

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

本文对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作了分析与论述。明清时期盐法屡经变迁，自明洪武初年开中法（商屯）实施以来，中经开中折色制、盐政纲法（纲盐制）、票盐制、循环转运法。·这一历史性的演变，从体制上促使了扬州盐商群体的产生、发展、兴盛、中衰与回光近照，以至最终消失。     

清代扬州盐商园林及其风格

清代的扬州,大小盐商们在城内外筑有62座第宅或别墅园林.盐商园林的规模涌现,一方面,是盐商追求奢华生活、以园馆士的需要;另一方面,更受其"上交天子"、谋求社会地位的驱动.也正因此,扬州盐商园林风格独特,在遵奉疏淡、雅朴的同时,为恭邀宸赏、夸侈斗糜,园林又多仿作"京式"、"官式",甚至慕求西方异域风采,显露出浓郁的富贵习气.     

清代扬州盐商的兴衰与鸦片输入

扬州,自唐代以来就是一个商业繁盛的著名都市。清代,扬州是两淮都转盐运陡司的所在地,因而,四方豪商大贾鳞集■至,扬州成为两淮盐业的大本营。扬州盐商即两淮盐商,又称淮商、扬商,是两淮地区盐业商人资本的统称。扬州虽为盐商荟萃之地,但扬州盐商并不一定都是扬州人。     

扬州昆班曲社考

明清两代,扬州的职业昆班和家庭昆班同时兴盛。清代康熙和乾隆历次南巡,盐商巨贾为接驾而组班献演,使扬州成了全国剧坛的中心,造成了昆腔“七大内班”的特殊声势。光绪年间,“扬州老洪班”进驻上海,在集秀戏园公演了五个多月,实力惊人。此外,扬州又流行业余的昆曲清唱,时至今日,扬州的曲社仍一脉相承。这是扬州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突出表现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庄子》考证

乾嘉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代表,重视文本考证研究。清代庄学在学风精神、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上都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出现了一股考证风潮。清代学者主要从辑佚、校勘、训诂、音韵、辨伪等方面对《庄子》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受乾嘉考据学自身属性和清代社会发展形势等因素的制约,清代的《庄子》考证稍后于乾嘉考据学的发展,二者的进程表现出不同步的现象。     

姚燮与晚清浙东藏书文化

晚清宁波学者姚燮,以大梅山馆藏书驰名学林,在晚清藏书史中独树一帜。其藏书是自身经历的一种折射,反映了普通士人与百姓的文化崇尚。姚燮的藏书思想已经走出了乾嘉时期“佞宋嗜古”的鉴藏文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浙东士人藏书从“尊赏鉴”到“重藏读”的社会文化转向。     

皮锡瑞《王制》研究评析

清儒尤其晚清今文学家重视《王制》研究,皮锡瑞承前人之绪,对《王制》的文字训诂与名物典制、《王制》郑注的是非得失、《王制》的成书时代及其性质、《王制》与《周礼》的异同优劣等问题作了反复探讨,最后撰成《王制笺》一书,将清代的《王制》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检视皮锡瑞的《王制》研究及其对待郑注的态度,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他从专守古文到兼宗今古最后独尊今文的治经历程,这也是清代经学演进的一个缩影.     

文本、行为与制度：顾炎武道德形象新阐释

顾炎武不仕贰朝的道德形象被晚清以来的政统与道统肯定。学界将顾炎武不仕贰朝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超群绝伦的道德品质,这种解释既无视顾氏与新朝频繁接触的史实,也没有考察顾氏不仕贰朝的具体原因。要解释顾氏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应该到清初制度环境中寻找,清政权实施一系列的汉化与尊儒制度,为顾炎武等人与清政权的接触提供了制度环境。顾炎武与清制度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二者耦合的思想基础。顾炎武的思想与行为是现实的,他的形象也应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张岱研究述略

作为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化全才,张岱吸引了很多的学者试图走近他。从晚明至今,对于张岱的研究从最初的点评到中间很长一段时间的几至于空白到20世纪80年代后的备受关注以及走向深入,出现了大批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使张岱及其作品越来越为人所了解。今后,还需更多喜欢,热爱张岱的专家、学者进一步走近张岱,还原张岱,复活张岱。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科举制背景下的士妓关系

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士子们科举之前的紧张和压抑与科举之后的放松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妓女成了他们排遣内心感情的重要途径。自唐代以后,进士们与妓女的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唐代的亲密合作者到宋代的红颜知己,再到元代"同是天涯沦落人",明代的志趣相投的同志,最后演变到清代嫖客和妓女的关系。不同时代士妓关系的转变也体现了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18世纪中韩文人学士之间的友好交流

18世纪的中韩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往来于两国的使节活动进行的。尤其是从18世纪后半期,朝鲜朝“北学派”的文人、学者,以使节团随员或检书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直接同中国文人学士接触,并通过笔谈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进行坦诚的交流,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两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回顾18世纪中韩两国文人学士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对21世纪中韩文化交流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