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汉语言的文化差异现象看文化的不可通约性

透过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现象 ,说明语言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从而证明文化的不可通约性     

对"意义"与"当下语言"的再体会

“意义”和“当下语言”都不是自明的概念。“意义”不是事物和人的自然状态,“意义”在历史中也不是从来就是这样。“意义”往往是一种“当下语言”,将能用“当下语言”诉说的东西建构为“意义”。“当下语言”即被当下通约为可交流性的语言状态,因而对于“意义”和时代精神具有重大的建构作用。在当下建构新的人文精神和社会理念中,人文科学、文学、哲学、语言等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塑造时代之“道”的作用。     

法的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之间的通约技术

晚近 ,不少法学家都倾向于认为法应当是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融合体 ,并相当重视在既有严整的规范体系内纳入法的价值要求。但是 ,如何在纳入的同时实现法的两套体系之间的自恰、圆融的“通约”却成了一项技术难题。通过提出验证“通约”的三项技术标准并进而对传统通约技术即自上而下形态的宏观统摄技术进行批判分析 ,继而探寻微观层面上的概念———“权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通约功能 ,并同样予以校验。从而得到结论 :在赋予“权利”这一概念充分的定义弹性的前提下 ,在宏观价值统率、微观权利配置这两个向度上共同努力 ,即可实现法之两套体系的完美通约。     

心理学坚持应用"范式"术语的缘由探析

自库恩提出范式论之后，心理学最初应用范式论探讨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与范式论的契合性，并试图说明心理学已进入成熟的范式科学阶段，但无论范式论自身或心理学的范式科学性都遭受较强质疑。然而，由于“范式”术语自身的优先性、范式论所占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可通约性等因素，导致心理学时至今日仍坚持应用“范式”术语，但现已不再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了。     

费耶阿本德论不可通约

费耶阿本德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不可通约的观点是费耶阿本德哲学的基础.本文通过对费耶阿本德不可通约理论的主要内容的分析,折射出不可通约的理论对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因为费耶阿本德的不可通约的理论反对的同样是理性中心主义,这与后现代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的不可通约的观点也进一步表明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有开始融合的趋向.     

论不可通约性与文化交流的三条途径

库恩将自己的“不可通约性”概念描述成“局部的”和一种不可翻译性，认为在不同群体间的交流事实上是完全可能的。库恩明确考虑了交流的两条道路，即解释和执双语。作者认为前两条道路与科学静态结构是相符的，而不可通约性中还有一条与科学动态结构相符的道路：辞典改变。当这一道路并非虚拟，当它扩展至文化交流时，可以在西学东渐中找到证明。     

"异"与"同"辨--翻译的文化观照

“异”与“同”是翻译实践与研究涉及的一对基本概念。不可译往往源于“异”,而可译则基于“同”。与之相关,持不可译论者强调“异”,持可译论者则着眼于“同”。异与同的对立统一深刻地展现了与翻译相关的方方面面。通过“异”之概念的界定,可展示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揭示出翻译的跨文化本质;在翻译活动中,面对“异”与“同”之间的矛盾,文化立场的表达、翻译文本的文化重构和“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取舍构成了翻译主体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互补原理视域下的不可通约性——兼谈科学革命中的连续性

库恩提出的"不可通约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学革命前后的理论存在连续性。从近代光学发展过程可以看到科学革命中存在连续性,玻尔提出的互补原理也为理解科学革命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若从互补原理的视角看待不可通约性,可以得到"不可通约性"是有其所适用的条件和基础的,对"不可通约性"也需要做出限制和改进,以使其适用于新的科学和哲学情境。     

伦理理由可通约吗？

通约性作为思考伦理理由问题的切入点,它不仅是消解各种伦理理由观点之间争论的关键,而且还是探寻伦理实践问题的重要维度。伦理理由是否具有通约性是伦理学界关注的基本问题。从伦理动机理由和后果理由的层面来看,二者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可通约。尽管伦理理由不可通约,但它却为人们研究伦理问题提供新的契机,促使人们不断思索伦理实践问题。     

论语言模糊性特征与等效翻译

译界对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话题争辩已久.常态思维认为语言的“模糊性”是造成不可翻译或语言间“不可通约性”的直接原因;“模糊性”还会限制两种文化间的顺利交际,从而导致误译或歧义.然而,通过对“功能对等”、“可译性限度”、“语言模糊性思维”、“文化的兼容性”、“文化共相”以及“语言共相”的研究发现:语言的模糊性特征正好是实现“等效”或“可译性”的关键条件     

赤峰博物馆巡礼——敖汉旗博物馆

赤峰市敖汉旗是全国文物大旗（县），境内有不可移动的古代遗址4200多处，居全国县级之首，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小河西文化”（约1万年）、“兴隆洼文化”（约8000年）、“赵宝沟文化”（约7000年）、     

科学知识的合法化危机及其消解——兼评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观

利奥塔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成是“后现代”,考察了后现代状态下科学知识的合法化.他运用语用学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区别和联系.认为后现代状态下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通过“性能标准”达到的合法化有可能带来新的“恐怖”.在具有“不确定性”特点的后现代背景下,通过“误构”科学知识才能达到合法化.     

老子以"道"为本的言意观

老子以“道”为本的言意观是道家言意观的基础。他以“道”不可说论为生发的基点,显示了语言不可能与世界亲密无间的倾向。老子认为,意可通于“道”,但言与“道”隔,不得已而用时只能“强为之名”。老子提出“行不言之教”并不是否定言之功用,而是要求运用合道之言,即“希言”、“贵言”和“言有宗”,其实质是“其中有信”。而对形式上的要求则是要运用“善言”,要“无瑕谪”,从而达至用言的最高境界。     

陈景元注《老》及对老子道论之发挥

陈景元是北宋著名的道教人物。他采纳百家之长,写成颇具特色的《老子》注解,在保留《老子》原义基础上,又作了新的发挥。这一特点表现在其道论中,即是重新对“道”作出了诠释。他由道的不可言说性出发,提出“常道”与“可道”之间存在一种体用关系;通过道“无为而无不为”的属性,将道释为“通”,反映大道通达恢宏的气象;至于道与气的关系,他依然沿用道家传统气化论来加以解释,但又融入了新的观点。     

大学生"村官"政策之法律难题及其破解

大学生“村官”政策是一项指导性政策,与村民自治制度之间并非冲突,但国家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实践中某些地方政府对大学生“村官”所做出的某些政治权利的承诺也应加以修正;大学生与村委会之间的代理或委托关系也应当加强和明确化。     

浅论戴望舒的"寻梦"意识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在他的诗歌中营造了一系列梦的意境 ,在朦胧与显隐之间透露了复杂的思想情绪 ,这是戴望舒既逃避现实又反映现实的一种介于“隐藏自己与表现自己”之间的最佳表现形式。《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一般评论界认为“丁香姑娘”是作者理想幻灭的暗示。实际上 ,应当是戴望舒自我情绪在“梦”中的投影 ,是戴望舒潜意识中“自我”的形象象征     

浅议库恩的科学观

托马斯·库恩通过考察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提出“范式”、“不可通约性”、“常规科学”、“科学共同体”等新概念,勾画出了一幅动态的科学发展模式。但他所提出的范式论,尤其是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等思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通过对“范式”的讨论,及其与波普尔、海德格尔的科学观的比较,更好地理解库恩的科学观。     

库恩科学语言观的转变──对不可通约性的一种解说

不可通约性是库恩哲学理论中重要的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概念。库恩不可通约性建立在其新的科学语言观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概念变化所引起的不可通约性，既与语言结构变化有关，更与认识主体世界观的变化有关。库恩科学语言观的转变对知识论、真理观、存在伦等都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并使科学具有了人文的意义。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论争"管窥礼法关系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也是礼法之间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传统封建礼教的规范,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礼法论争”。礼法论争不仅反映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法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清末修律中“礼法论争”这一具体史实的分析,回溯礼的产生及礼法关系的演变过程,启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依托,在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应当走民族化、中国式的道路。     

断章取义:意义生成机制合法性的维系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断章取义”的意义生成机制的合法性予以简要论述。一、依据哲学阐释学理论,“前理解”的存在是阐释者不可逃避的宿命所在,因而“此非诗人之情,而引诗者之情也”也即“断章取义”式理解应当是合法的。二、从语义学角度来讲,“断章取义”之“取”的主要诉求乃为当下的交流效果,只要能够达到此一目的,即“有断章取义而理可通者”那么我们就应当说它是合法的。三、从互文性角度来审视,“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一命题已经表明对于《诗》的断章取义其意义生成也应当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