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之玄学及其相关文化风尚考述

北朝时期玄学文化风尚并未完全灭绝.河西地区自前凉以来"号称多士"、"颇有华风",保存了玄学之因子;北魏灭凉,其学术文化传入平城,并影响到此后北魏之学风.北魏中后期,随着鲜卑统治者的汉化,大力传输南朝文化,北朝士风与学风显现出南朝化的倾向,以致北魏末与东魏-北齐之际关东地区出现玄化的高潮.北朝玄化风尚之传播,总是伴随着南朝人士的北徙,他们是南风北渐的主要裁体.     

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

公元450年,崔浩被诛,其缘由史书记载多有分歧,大致可分为三：佛道相争招致杀身之祸;与南方政权有染,事情败露而被诛;修撰北魏国史“备而不典”而被诛。但究其深层原因,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对汉民族先进的政治、文化加以继承理所应当,但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守旧,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他们又表现出了抵制的一面。在这一背景之下,崔浩作为儒士,他为实现自身政治抱负、汉化鲜卑政权、恢复儒家道统而跻身于这一政治漩涡之中,最终成为了集团利益纷争下的牺牲品。     

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

北魏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胡十六国而言,脱略了对南朝文学单纯的敌意而转变为自信从容的审视。这是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人口迁移等时代新变所造就的。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为隋唐的南北文学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鲜卑皇族集团的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其宗室子弟不断趋于雅化.北魏孝文帝及其他北魏后期统治者自身皆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出于推进其皇族宗室子弟汉化之目的,无不重视汉文化教育,其宗室人物之学术文化积累日益丰厚,以致北魏后期出现了一批以才学著称的宗室子弟,其中有的招集大量汉族名士,形成了诸多藩邸文化中心.就当时北魏皇宗汉化表现而言,孝文帝诸子、诸弟及其他皇室近系子弟,其气质表现与学术积累进展尤为突出,这自然与其地位及所受之教育等情况密切相关.     

北魏太和新官制并未模仿南朝

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政策,创立了一套不同于北魏前期的新官制。太和新官制并不像史学界一般所认为的是模仿的南朝制度,实际上它是以汉魏西晋、尤其是西晋官制为蓝本,而又加以发展创造而建立的,它与南朝官制差别甚大。太和新官制影响深远,它基本上被西魏以及东魏、北齐所继承,而隋朝官制又主要源自西魏以及六官制度,所以也可以说,太和新官制是隋唐官制的主要渊源。     

东晋南朝的经学及其玄化和佛化

东汉末年，儒家经学衰弱，以《老子》《庄子》为依据辨析名理的玄学兴起，西晋时达到鼎盛。东晋建立后，统治者吸取西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道家清淡学风加以限制，把儒家经学重新推向统治地位，恢复学校儒学教育，置经学博士，但由于长期的玄谈之风，儒家经学兴起后不可避免地同玄学结合，出现经学玄化。东晋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好佛，经学受佛学的影响，经学玄化的同时，开始佛化、出现儒释道并举的局面。     

东晋南朝的屯田及其地位

东晋南朝时期,屯田活动相对于曹魏急剧衰落,然屯田之议却不绝于朝中,屯田思想亦在不断发展,虽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东晋时期注重中央财政的增强,对屯田机构的设立关注颇多,且多为民屯倡议;南朝时期注重边防,强调军镇财力的增强,而不再关注机构问题.屯田活动的开展,在五朝时期多与军事相关,其分布亦多在北面边镇,虽然规模远不及曹魏时期,然在军事活动及边防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十六国时期之玄学清谈及其相关文化风尚

十六国时期玄学文化风尚并未完全断绝,当时先后立国于关中的前秦、后秦统治者汉化程度较高,其人物不仅习儒,而且学玄,其言谈、容止等颇为玄化,以致苻秦氏子弟流落东晋,其气质、风采不让江东士族名士;后秦统治者倡导玄佛融通,不仅产生了一些具有玄学色彩的佛学论著,而且其南播后深刻地影响到南朝学风.此外,自西晋末以来,河西地区较为稳定,成为中原士人的避难之地,也将玄学风尚传播到河西,并得以保存和延续,对此后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颇有影响.     

南朝名门吴兴沈氏宗族考论

吴兴沈氏是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家族 ,其虽既非中原南渡之高门大族 ,也算不上是江南土著的甲第豪门 ,但却涌现出许许多多名重一时、才智超群甚至左右政坛的杰出人物。将吴兴沈氏这一特定的宗族作为典型 ,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其作个案研究 ,可以探求这一宗族长盛不衰的原因以及南朝这一特定历史时段宗族制度的若干特点。     

论北魏时期二王行草对元氏墓志书法的影响

元氏墓志为北魏时期的皇家墓志,形成于北魏汉化的关键时期.由于墓主人的地位显赫,使得元氏墓志书、刻俱精,代表了北魏时期的书法水平,可与南朝书法相抗衡.元氏墓志在整个北朝书法中特色鲜明,与同一时期的造像记、摩崖等有较大区别,点画圆润,结构精整,用笔方圆兼施,其俊美秀逸的风格显然受到了二王行草用笔的影响.北魏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汉化政策,造就了元氏墓志在书法艺术、型制及文体方面新的成就,其书体风格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大变革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隋唐书法艺术走向辉煌铺平了道路.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