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曹”乐府在中国歌曲史上的地位

“乐府”,汉音乐机关名,后沿用为一种诗体,似乎成为文学史上常识性问题了。其实,唐代以前的所谓“乐府诗”,并不只是一种“诗体”,而是有乐谱能够唱的歌曲。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这句话是从《尚书·尧典》来的,前面就是经常为人所引用的“诗言志,歌永言”。可见我们的古人总是把诗与歌,义与声联系在一起的。宋人郑樵在《通志》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高吟肺腑走风雷——诗歌吟诵漫谈

我国古代诗乐不分.《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说明了声调音律与“诗言志”是不可分割的.后世诗乐分开,也不是截然分家,而是以吟诵代替配乐.运用吟诵欣赏诗歌的历史由来已久.《庄子·让王》篇就记载了曾子诵《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声音之高亢铿锵,感     

谈孔子诗说

孔子关于诗的见解和主张,主要见于《论语》。其中谈到或涉及到诗的语录(包括音乐的,其时诗乐是融为一体的)约有十七条之多。这大概要算做是我国关于诗歌理论及批评的最早的论述了。过去有些人以为我国涉及诗论的最早的著述应是《尚书》中的“虞书”,因其载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话。其实,这是不可信的。我们知道,《尚书》不论古今本,尚有疑辨,而“虞书”     

彝族诗律探析

我国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即《书经》里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最早讲到诗歌创作的主旨和社会功能,以及诗歌的声韵、格律的历史记载。彝族文学史上,现在发现的最早的文艺论著是用彝文撰写的《彝族诗文论》和《论彝诗体例》。这两部著作,从源远流长的彝族诗歌的丰富材料中,梳缕、     

读诗散记

诗,这个名称,最早见于今文《尚书·舜典》的一段记载: “帝曰:螫！命汝典乐,教胄子: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 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 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 人以和。曰:於！予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 根据这段记载,似乎大舜时已经有诗     

清代四川寨堡的命名及其文化内涵

宋代诗学及其诗声理论影响着宋代乐学的理论发展与成就,并形成互联互通,较突出的理论是“声词相从”说、“乐为诗作”说和“声转机萌”说。这一融通来自于对先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诗乐合一观念的解释与发扬。“声词相从”说追求声意相谐,最高境界是“声中无字”“字中有声”;“乐为诗作”说强调乐为诗流、志本声用,并批判了宋代诗学与乐学上流行的“声依永”之观念;“声转机萌”说要求声韵要转换、歌诵需转喉等。这些理论是先秦诗乐合一观念的发展,特别是这一观念在宋代诗词曲乐中声律或声音等技巧层面上的具化。     

论王安石词风的形成

王安石词作不多且良莠参差,但其词作无论就涉及题材的丰富性及创伤风貌的独特性,特别是禅语词所占比重之多来说,在王氏以前并不多见。王安石填词是他词学观点的具体实践。王安石主张回复“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的创作道路,是东坡以诗为词的前奏。王安石的词学观点是建立于其诗化创作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是王安石词风诗化的根本原因。     

关于《尚书·尧典》一段乐论的认识

《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段: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段文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中国音乐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翻开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首当其冲的就是这段文字,该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被全国高校广泛使用,所以对这段文字多有一些认识,还是必要的。一、关于这段文字产生的时代认识这段文字有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它产生的时代。这段文字见于今文《尚书·尧典》,伪古文《尚书》将《尧典》后半分出,成《虞书·舜典》。学者们一致的意见认为它不产生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我国的文学理论经过了一个长期缓慢的发展阶段。在《尚书·尧典》中有这样的记载: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 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     

论调谱——《词学研究》之三

词之初起,盖同乐府,无特定调名。词名果起于何时,历时久远,未易究诘。《朱子语类》论诗篇曰:“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了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全唐诗》词类小叙云:“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以歌唱之理推之,似长短句之发生在诗之后,而词之调名,亦从诗之题名渐渐脱变而出。故若《江南弄》、《忆江南》、《杨柳枝》、《竹枝》等调名,殆与诗题无异;然谓词即承五、七言律绝诗来,则又不尽然     

汉郊庙歌评价商榷

汉乐府中的《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由于其内容皆属贵族之事,《安世房中歌》用之祖庙,《郊祀歌》以祀天神(亦用之祖庙),多侈陈乐舞声歌之盛,且非天子不得使用,因而被扣上了一顶“贵族乐府”的帽子.因此,就有人认为,“因本属雅颂体,故文多典奥,文学成份亦少”.①解放后流行的文学史很少尊重它们应享的历史地位,一些研究汉     

论中华“诗乐传统”

诗与乐的配合方式推动了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国诗歌史的演进,诗乐"和"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道德理念,以及中国人完成德性人格的重要途径和标准。中华文明史上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即"诗乐传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中华诗乐传统的理论基石;"声""音""乐"三分理论是中华诗乐传统形成的基点;"为人生而艺术"是中华诗乐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华诗乐传统所蕴含的"中和"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     

论调谱——《词学研究》之三

词之初起,盖同乐府,无特定调名。调名果起于何时,历时久远,未易究诘。《朱子语类》论诗篇曰:“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了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全唐诗》词类小叙云:“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以歌唱之理推之,似长短句之发生在诗之后,而词之调名,亦从诗之题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文本类型与解读方法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自沈约以来就被认为最难解读,本文将其分为三个主要类型,举其代表性篇目进行解读。《石留》篇的解读方法是在剥离乐工标记语的基础上判别“辞”“声”;《朱鹭》篇的解读是在判别“辞”、“声”的基础上引入文献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远如期》篇则主要从汉代乐府歌诗的文体性质出发,指出其中含有科范字。本文的方法和结论对于《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解读有重要意义,对于其他汉魏六朝乐府歌诗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     

乐府诗鉴赏辞典前言

谈乐府诗,总要先谈乐府。究其本义,它原是汉代主管音乐机关的官署名。创始于武帝(前140—87)而废置于哀帝(前6—3)。其职责是搜集、整理民间歌谣俗曲及歌辞,以创造新声乐调。《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又《礼乐志》亦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李延年列传》亦云:“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命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     

唐代三首音乐诗的比较分析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音乐的时代。诗与音乐同源于劳动,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诗。从《诗经》到汉《乐府》,古代的诗歌一直保持着诗乐合一的传统。所以,郑樵说:“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这种诗乐合一的传统到唐代又有新的发展,结合得更紧密了。诗不仅仅是以乐府歌辞的形式出现,不仅仅是“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不再只是以诗入乐,而且也出现了以乐入诗,诗也成了表现和传播音乐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唐代大量涌现的音乐诗。     

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辨析

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一诗,乃“乐府称绝”的千古名篇,“建安风骨”的佼佼杰作。但长期以来论者歧解纷呈,异说并峙。本文试就“慨当以慷”句作点辨析,以求诗人之本意。在有明之前,研究曹诗者对“慨当以慷”句,未作具体训释,至清初学者吴淇始于《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诠释云:“‘人生’二句(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二句),功名不建而年已暮,即下文所谓‘慨’也。太史公曰:‘婢妾贱人,     

虚构的世界——论乐府诗的一个重要特性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乐府诗历来被看成一种独特的诗体。《文心雕龙》于“辨骚”、“明诗”篇外,另标“乐府”篇;《文选》于“骚”、“诗”外,另立“乐府”门;《文苑英华》于“诗”门中,分出“乐府”类。故明胡应麟《诗薮》云:“世以乐府为诗之一体。”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乐府诗与其他体类的传统诗歌的区别在哪里?历来论乐府诗的特性,首先都从音乐方面着眼。但创始的乐府古辞固然都曾合乐歌唱,然自魏晋起,文人拟作的古题乐府已大多“无诏伶人,事谢丝管”(《文心雕龙·乐府》),唐以后文人自创的新题乐府更是“未尝被于声”(《乐府诗集》卷九十)。因此,在大部分乐府诗主义而不主声的实际情况下,音乐性并不能代表乐府诗的总体特性;乐府诗应该还具有自己的文学特性,否则就不可能在传统诗歌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历千年而不衰。不少研究者已指出,中国传统诗歌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相应地较不发达,而乐府诗却较多叙事诗;与叙事性相应,乐府诗多采用铺叙、对话等手法;乐府诗的语言也较朴素自然,不事雕饰。除了这些特性外,笔者认为,乐府诗还有一个尚未为人拈出的重要特性——虚构性。一般的中国传统诗歌具有纪实的、非虚构的特性,而绝大多数乐府诗所处理的,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本文即拟从这一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木兰诗评注

《木兰诗》叙述了女英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是我国古代一首著名的民间叙事诗。选自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该书共一百卷,分十二类,辑录了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歌谣,是收罗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总集。乐府是古代管理音乐的机构,汉武帝时开始设立,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采集歌辞。乐府所采集、创作的乐章和歌辞统称为“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唐以后,凡能入乐的诗歌和仿效乐府古题的作品,甚至宋元词曲(因为合乐)也称为“乐府”。     

反诘句相反见意——辨《经传释词》“不”“无”为语词之误

予读王伯申《经传释词》以“不”“无”为语词说,窃有惑焉。盖古人于反诘句,本是相反见意,故注家亦相反为说。反诘之肯定句释为否定,反诘之否定句释为肯定。句意本当如此,非释词也“不”“无”既表反诘,岂为语词?试看,凡反诘句,其句型肯定者,其句意则为否定。注家皆相反而说之。如《书·尧典》“嚚讼可乎?”此肯定之反诘句。某氏传曰:”可乎?言不可”。“可”,言“不可”,此相反为说也。故此句意实为否定。《左传》成公十五年,“欲免得乎”?杜预注:“言不得”。昭公元年,“敢乎?”杜预注:“言不敢”。《周语下》:“齐其有乎”?韦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