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语言的训练──咬字、吐字和处理语言的方法

歌唱语言的训练──咬字、吐字和处理语言的方法任风秋歌唱和日常讲话不同，这是人们都很明白的。和诗歌有什么不同呢？《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乎之舞之...     

歌行体之范围及选材与命意

“歌行”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歌行泛指唐以前以“歌行”或“歌”、“行”命题的乐府诗,故可连称乐府歌行。狭义之歌行又称七言歌行,特指唐代及以后文人按照乐府诗的风格创作的,具有和传统乐府相似的诗题,但又不用乐府古题的七言或兼有七言句的杂言古体诗,它是由古乐府发展而来的一种诗体。“选材豪劲,命意深远”是歌行体在题材及思想内容方面的特征。忧国忧民是歌行体经常表现的主题。对宇宙人生的理性思考是歌行体的另一主题。     

《渭城曲》“阳关三叠”新解

《渭城曲》“阳关三叠”新解张天健著名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极负盛名。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说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王维诗云：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问世不久，就谱人乐府。唐代有许多...     

清代四川寨堡的命名及其文化内涵

宋代诗学及其诗声理论影响着宋代乐学的理论发展与成就,并形成互联互通,较突出的理论是“声词相从”说、“乐为诗作”说和“声转机萌”说。这一融通来自于对先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诗乐合一观念的解释与发扬。“声词相从”说追求声意相谐,最高境界是“声中无字”“字中有声”;“乐为诗作”说强调乐为诗流、志本声用,并批判了宋代诗学与乐学上流行的“声依永”之观念;“声转机萌”说要求声韵要转换、歌诵需转喉等。这些理论是先秦诗乐合一观念的发展,特别是这一观念在宋代诗词曲乐中声律或声音等技巧层面上的具化。     

试论“三曹”乐府在中国歌曲史上的地位

“乐府”,汉音乐机关名,后沿用为一种诗体,似乎成为文学史上常识性问题了。其实,唐代以前的所谓“乐府诗”,并不只是一种“诗体”,而是有乐谱能够唱的歌曲。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这句话是从《尚书·尧典》来的,前面就是经常为人所引用的“诗言志,歌永言”。可见我们的古人总是把诗与歌,义与声联系在一起的。宋人郑樵在《通志》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回族诗人丁鹤年诗歌导论之三

中国古代对诗歌艺术特征的一个重要认识便是“诗言志”。即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这之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达意志,一是表达感情。“志”是由外物所引起的意和情的有机结合。丁鹤年的大半生都是在流浪漂泊的生活中度过的,亲眼目睹了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的一幕幕活剧,体味了战争给广大下层劳动群众带来的痛苦、艰辛。政     

古仪——师古不泥古,心仪非形仪

诗大序有这样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不足,战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古仪(原名励国仪)的画,非但有诗情,更有歌的旋律和舞的韵味。她的画是她"情动于中"而形于画的表征。她借着传统中国绘画的语言,巧妙地结合了工笔与写意,细腻与豪迈的对比效果。这种独特的风格,非但充分显现了她个人朴质柔和的气质和不让须眉的胆识,更体现了她的‘知’和‘学养’。     

从《春江花月夜》的改编论诗乐合一现象

“乐以诗为本 ,诗以声为用” ,唐代诗人在文字上做音乐的功夫 ,使唐诗具有了鲜明的音乐特性和独特意蕴 ,并导致了后来一些音乐家成功地将其改编为著名的乐曲 ,《春江花月夜》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作。诗的基本形式乃是意象的流转、音韵的和谐、节奏的变化。作为诗的《春江花月夜》意境优美、音韵和谐、脉络清晰 ,本身就具有丝竹管弦弹连暗换之妙。根据诗的《春江花月夜》改编的琵琶曲《夕阳箫鼓》或民族管弦乐曲《春江花月夜》 ,以其优美的意境 ,美妙的节奏与旋律 ,创造出动人的诗的意境。从《春江花月夜》由诗到乐的改编过程 ,正好说明了诗乐合一的审美特性     

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

就西周礼乐文明中诗乐关系的认识,历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诗先于声乐、声乐迎合诗。另一派则认为声乐是诗的根本,声乐在诗之前,诗要求合声乐。检索分析出土和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易》和《诗》的时代,较之于“诗”,“歌”更经常地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艺术,而“诗”则更像是乐教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综合诗乐歌谣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我们发现,发乎自然性情的歌天然合乎自然之声律,乃诗之前身——歌谣;而服务政教事功的诗却要求合乐而“中声之所止”;因诗制乐旨在诵美讥过的诗道乃是始于制礼之后,而制礼做乐发生在周代,做诗配乐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论调谱——《词学研究》之三

词之初起,盖同乐府,无特定调名。词名果起于何时,历时久远,未易究诘。《朱子语类》论诗篇曰:“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了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全唐诗》词类小叙云:“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以歌唱之理推之,似长短句之发生在诗之后,而词之调名,亦从诗之题名渐渐脱变而出。故若《江南弄》、《忆江南》、《杨柳枝》、《竹枝》等调名,殆与诗题无异;然谓词即承五、七言律绝诗来,则又不尽然     

论刘勰的诗本体论中的诗起源论

刘勰将孔颖达的"必不空弦"改为了"理不空弦"。这一改动在现代诗学视野中显得格外有价值。即刘勰明确地继承了前人的诗乐同源的观点,确立了诗的最重要的形式特质音乐性,但也意识到音乐先于诗歌语言及诗乐有别,这与现代诗歌理论研究及人类学研究得出的诗具有音乐性和音乐先于语言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结论都不谋而合,也为汉语诗歌由早期的重音乐的歌诗向诗的音乐性在后来被渐渐淡化,最后出现诗与歌的两种文体的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论调谱——《词学研究》之三

词之初起,盖同乐府,无特定调名。调名果起于何时,历时久远,未易究诘。《朱子语类》论诗篇曰:“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了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全唐诗》词类小叙云:“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以歌唱之理推之,似长短句之发生在诗之后,而词之调名,亦从诗之题     

元好问的乐府诗创作

金代诗人元好问的乐府诗,因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成就突出,影响深远,而成为了唐后乐府史上的一座高标。元好问的乐府诗,主要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且以"丧乱乐府"、"农村乐府"、"都城乐府"三大系列最具代表性。紧扣时代脉搏与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元好问乐府诗最明显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元好问以其不断的艺术实践,对自唐代白居易等人以来的新题乐府之题由"即事"类一变而为"歌行"类,其此举不仅结束了"即事"类诗题在制题上无规律性可言的局面,而且还增强了诗题的乐府性与音乐性。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虚构的世界——论乐府诗的一个重要特性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乐府诗历来被看成一种独特的诗体。《文心雕龙》于“辨骚”、“明诗”篇外,另标“乐府”篇;《文选》于“骚”、“诗”外,另立“乐府”门;《文苑英华》于“诗”门中,分出“乐府”类。故明胡应麟《诗薮》云:“世以乐府为诗之一体。”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乐府诗与其他体类的传统诗歌的区别在哪里?历来论乐府诗的特性,首先都从音乐方面着眼。但创始的乐府古辞固然都曾合乐歌唱,然自魏晋起,文人拟作的古题乐府已大多“无诏伶人,事谢丝管”(《文心雕龙·乐府》),唐以后文人自创的新题乐府更是“未尝被于声”(《乐府诗集》卷九十)。因此,在大部分乐府诗主义而不主声的实际情况下,音乐性并不能代表乐府诗的总体特性;乐府诗应该还具有自己的文学特性,否则就不可能在传统诗歌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历千年而不衰。不少研究者已指出,中国传统诗歌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相应地较不发达,而乐府诗却较多叙事诗;与叙事性相应,乐府诗多采用铺叙、对话等手法;乐府诗的语言也较朴素自然,不事雕饰。除了这些特性外,笔者认为,乐府诗还有一个尚未为人拈出的重要特性——虚构性。一般的中国传统诗歌具有纪实的、非虚构的特性,而绝大多数乐府诗所处理的,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本文即拟从这一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西域音乐进入唐代乐府体系的过程与特点新论

从“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对西域音乐的批判,可以窥知西域音乐在唐代社会的流行程度,而按时间顺序概括各个时期其流传的不同特点,又可以发现西域音乐在唐代流传的最大特点是“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对那些源自西域音乐的唐乐府曲调的改造上,由此西域音乐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在唐代乐府文学中绚灿盛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文心雕龙》疑义辨析举隅

《明诗》十条1、“诗言志,歌永言” 本条语出《尚书.舜典》。原文四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因为都是判断句,故彦和一剖为二,用于《明诗》、《乐府》两篇篇首,分别为诗、歌、乐府下定义。其实本条二句是学人共知的名句,原不应有辩,但好几个本子的译释恰恰互有分歧。这里,文字简练,词性极明,句式也清爽,均为“主—谓—宾”结构,故疑义想应源于具体文字的训释。前句无歧异,问题的关键在后句“永”字上。     

胡震亨的“唐代乐府论”

胡震亨是明代精通唐代诗学且卓有成就的一位著名批评家。胡震亨批评唐代乐府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唐音癸签》一书中。胡震亨对唐代乐府诗的批评,方法以“专论类批评”为主。在批评对象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新乐府进行了重新定义;二是对唐代雅乐及诗乐关系进行了系统观照;三是对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乐府涛进行了具体品评。认为李白是唐代“乐府第一手”,杜甫则以新乐府见长,并以“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对二人的乐府诗成就进行了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