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庄入蜀后多作词的原因探析

韦庄是唐末五代一位诗词皆擅的大家,他一生的创作以入蜀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入蜀后主要从事词的创作。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首先它是在唐末五代"词代诗兴"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其次,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即词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创作环境和作家的创作心理、文化心态来说明。     

论韦庄诗的和谐美

韦庄是唐末、五代文坛上一位诗、词兼擅的重要作家.他的诗的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唐末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韦庄诗具有和谐之美,具体表现在情感内容上的和谐,即以"衰调写衰代";艺术形式上的和谐主要包括意象运用、情景处理和典故运用以及情感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和谐,即以清词丽句来写感伤之情,并形成清丽的风格.韦庄诗的这种和谐之美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     

论杜诗的以典咏怀手法

杜甫在诗歌当中大量运用并发展了以典咏怀手法,使用典与他的现实人生思考和自我体认紧密结合,从而达到浑然一体。而杜诗中典故群的使用及对多重典源的消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秘响旁通"的美学活动,深化了杜诗意蕴。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咏怀诗的发展呼唤用典手法的加入,而杜甫完成了两者的结合,从而消融了用典手法与诗歌抒情性的矛盾,使用典成为抒情诗当中的有机部分。     

论冯道

自号长乐老的冯道，在唐末五代时“事四姓十帝”，因有亏“臣节”，尝为后日封建史家嘲讽指责。当今史家也把他当作“不倒翁”式的封建官僚典型而有非议。但同时代的士人对他却交口赞扬，“喜为之称誉”。这是为何呢？我们若将视野由冯道扩展到五代时期的文人（即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就可看出“臣节”在他们心目中是很淡薄的。这又是为何呢？为此，我们又应如何看待历史人物呢？本文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颇具说服力。     

"咸通"以后诗风流变的多元特征及其成因

唐懿宗咸通以后,军阀割据,宦寺猖獗,朋党构祸,文学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文人命运急剧恶化。在乱世政治文化的持久震荡下,诗人人格发生了多重蜕变,儒道精神与皇权意识丧失殆尽,追名逐利的仕宦人格与避乱出世的隐逸人格皆背"道"而驰。人格蜕变的多重性决定着诗风流变的多元走向,唐末诗歌或浅切,或鄙俗,或清丽古雅,或苦吟僻涩,清浊俱下而缺乏主流,其轻浅纤微的艺术风貌无疑是唐末诗人凄楚无奈的人格反映。     

吟魄与离魂的悲秋之音——析杜甫《捣衣》诗

<捣衣>诗是离乱之世的戍妇一曲吟魄与离魂的悲秋之音,作者杜甫以"意致凄然,妙在含蓄"的艺术手法,营造出"淡而有味"的艺术境界,散发出凄婉动人的悲剧美,传达出作者哀婉深蕴的人生唱叹,达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新高度.     

交、广分治考

三国时期,东吴所属之交州被分为交、广二州,不久又合为交州,但最终二州分治.交、广二州在这一时期分合反复的复杂过程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交、广分治强化了地理上自成单元的交州在行政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一定程度上为其在唐末五代时期的独立并最终建立安南国奠定了基础.     

唐末五代甘陇籍作家考述

唐末五代甘陇籍作家考述○张兴武从李唐开国到安史之乱爆发，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陇右及中国西部地区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在文化文学领域，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丝路文化和边塞诗的卓越成就，尤其为后世学人所瞩目。然而，从唐肃宗即位至唐末五代、历时二百余...     

文人的书香情结--"神仙考验"母题与"红袖添香"意象别解

书香,实际上凝结着书与读者的精神血缘关系."神仙考验"试的是门徒的"慧根",实质上试的就是"师徒"之间的缘分.有了缘分,也就有精神交往的通道,也就有了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而文人读书时渴望"红袖添香",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享受艳福",而且是为了托付精神,就是在理想世界里期待自己的精神趣味终能被某一"知己"读解.文人希望自己是原书作者的有缘人和知音,能够承传前人的精神传统;文人又希望自己的作品得以精神流芳,希望有后人成为自己的有缘人和知音,使文化的精神链得以绵延.纵向的历时性的精神链延伸,一旦在横向的共时性的"红颜知己"身上得到确证,就增添了"书香"源远流长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因而也增添了文人的读书、写作的激情与活力.     

马瑞涛花鸟画:古风清雅

正花鸟画起源于唐代,兴于五代,其中以"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为典范,至宋达到顶峰,体现在宋徽宗所设立的"宣和画院",此时的院体风格延续了晚唐以来工笔重彩的基本形式,突显了"富贵气"的程式,尤重"格法"以求"形似"。及至宋中期,在苏轼的倡导下,文人士大夫们兴起了一场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步骤中:第一,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对唐诗传统选择接受;第二,在"诗文复古"运动中,唐诗范式逐渐转换;第三,伴随杜甫"诗圣"观念的变化,杜诗作为经典范式得以确立并开始被片面张扬。上述这几个步骤与方面,最终促成了宋诗的成型。     

唐长安城的衰败——从唐诗窥其一斑

唐诗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安史之乱作为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也是唐长安城走向衰败的始点.在诸多唐诗中就反映出长安城的变化.杜牧的<隋堤柳>、温庭筠的<柳长句>、<杨柳八首>等描绘出蔚然成荫的唐都长安;杜甫的<千秋节有感二首>、杜牧的<过勤政楼>、白居易的<勤政楼西老柳>反映了南内兴庆宫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凄凉;从羊士谔<乱后曲江>看到唐代著名的曲江风景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主体的自由和现实的困惑──晚唐五代词与禅道之关系

晚唐五代词与禅道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晚唐五代词的分析 ,描述了晚唐五代词人面临末世时主体的自由 ,并进而揭示这种自由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这一切 ,都与禅道有关     

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

唐代服饰有胡服与华服之别,胡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穿着,并影响及于唐人者,华服则为沿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所习用之服饰。唐代服饰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末,以胡服为时尚,胡风盛极一时;中唐贞元、元和以后,直至唐末,虽华服与胡服并存,但已逐步恢复汉魏以前的旧观,华服渐盛,胡服为人们普遍厌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唐人审美风尚的演变,其背后则潜藏着唐代夷夏观的变革,对后世影响甚大。     

唐、五代笔记诗话纠缪——以刘禹锡事迹为例

以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的事迹为例，将唐、五代笔记诗话中的有关记载，逐一考证，去伪存真。     

唐宋牡丹诗词的主题嬗变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唐宋时期，牡丹玩赏之风日盛，以牡丹及牡丹玩赏活动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也大量涌现。唐五代北宋牡丹诗词，以赞美牡丹之美艳、歌咏牡丹玩赏活动之繁盛热闹者居多，只有少数篇章对于牡丹及与之相关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批判。中唐以后，牡丹渐成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的生命形态与文人士大夫的命运遭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藉歌咏牡丹以抒写人生感慨的作品频频出现。宋室南渡以后，牡丹诗词主题发生了深刻嬗变，家国之恨成为最重要主题，唐宋牡丹诗词因之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曹松若干事迹补正

晚唐后期诗人曹松南游广州和归隐洪州西山的时间,其是否曾游湖南及蜀中等问题,史家尚存争论,《唐才子传校笺》在论述曹松中也有一些缺失。对曹松的行迹做细密的爬梳,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汉唐灾异认识论初探

汉唐时期对灾异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两汉时期,人们认为水、旱、震、日月食等属于灾异范畴,基本上是用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来解释灾异的产生,表达其对灾异的认识。唐代,仍然注重与农业相关的灾异,与汉代相比,基本忽视了地震、日食、火灾等灾异。在两汉灾异认识论的基础上,唐代仍然认为灾异为天谴,但是也有人淡化了董仲舒"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的思想,认为"灾变"非"灾异",灾变有常,是客观存在或者是人为造成的,这就是唐代出现的灾变自然成因说和社会成因说。相较两汉而言,唐代对于灾异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客观。     

《史记&#183;本纪》述《左传》辨疑

清季以来，论者对《史记》征述《左传》的情况多有怀疑，特别是对《史记》本纪部分之《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诸篇尤多诘难。在一定程度上，淆乱了对《史记》、《左传》及二者之关系的正确理解。《五帝本纪》叙说举十六族、去四凶事乃径袭《左传》文公十八年文。崔适则谓此节非司马迁所述，而乃后人窜入，并举“乖异者”五条以证其说。言似有据，而实诬谬。此节与司马迁属意之五帝序列相抵牾。《夏本纪》叙说刘累豢龙事本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周本纪》载事多参稽《左传》。《秦本纪》记穆公事多本于《国语》，而《左传》载秦穆公事迹亦详，故司马迁颇参用之。     

王维追步楚骚的文化背景和美学意义

王维追步楚骚,是应盛唐时代要求而动的积极走向。王维是在对六朝文学全面清算的文化偏激中走向楚骚的,他在避开初唐非此即彼的激烈论争中找到了诗歌创作的自由。楚骚对王维的深刻影响主要是绮靡精神和幽寂情调。王维熔铸诗、骚,熔铸汉魏古诗和齐梁新体,兼融汉魏清刚和六朝清丽而获得了艺术上的超越,形成了他特有的风华腴丽而清逸空灵的诗风,形成了风骨兴象兼备的盛唐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