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元年正向贬谪文人依附人格及贬谪心态研究

神龙元年是古代谪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贬谪,也是古代正向贬谪文人史上被贬人数最多的一次,尽管他们遭贬的具体情形不同,面对贬谪命运的心态也不完全相同,但人格上的卑弱和依附、被贬之后缺乏深刻的反省意识却是这一时代正向贬谪文人人格和心态上的共性。     

贬谪文学：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评《贬谪文学论集》

中国古代文学习惯上可以按照题材与内容的不同 ,划分为许多的类别。以诗歌为例 ,就有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玄言诗等等 ,这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但“贬谪”(或“迁谪”)作为一个文学概念 ,人们却还很生疏。 1 998年、1 999年全国首届、二届迁谪文学讨论会先后在湖南怀化市、衡阳市召开 ,与会专家学者认真、热烈地开展了对贬谪文学的讨论研究 ,并提交了大批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最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结集出版 ,并收入《千叶帆文丛》 ,是为《贬谪文学论集》。这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一件值得关注和值得庆贺的事。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和…     

凄风苦雨唱新词——论中唐文人贬谪对文人词兴起之促进

中唐词坛上的几位重要词人都有过成为人生转折的贬谪经历。这种转折,让他们从京官、高官变成了贬官、逐臣,同时又让他们从诗人变成了词人——正是在贬谪中,他们开始注意民间的小调,并开始用这种小调来抒发万死投荒的艰辛与愤懑;正是经历过贬谪后,他们从＂兼济＂转为＂独善＂,从＂进取＂转为＂中隐＂,从追求文学的讽喻作用转为向往休闲、享乐的生活。贬谪中的创作,迈开了文人作词的第一步;而贬谪后的思想转变,又与唐宋词发展所需要的文化风气不谋而合。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贬谪＂催生出文人词的兴起,并促成了它此后的繁盛。     

唐代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

贬谪是封建统治者对罹罪官员的惩罚,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贬谪文学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唐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唐代的贬谪文人促进了唐贬谪文学和文化的繁荣,丰富了唐诗的内容;贬谪文人通过对贬谪地的山川、风物、人情的抒写、宦海沉浮的叙述,表达自身政治的失落、人生的悲惨、迁谪的痛楚,以此来表现贬谪文学的主题,其创作手法丰富多样。     

万死投荒中的苦词苦调——谈中唐文人贬谪与贬谪词创作

中唐是文人词兴起的重要阶段,中唐词坛上几位词人都有过贬谪经历。刘长卿的《谪仙怨》是词体中贬谪题材的开山之作;刘禹锡的贬谪词表现了他贬谪后悲怆、反思和自信交融的复杂心情;白居易的贬谪词于悲伤基调之外另有重回富贵生活的感慨,反映了他贬谪前后思想的变化。这些贬谪词是唐宋词贬谪题材的重要开端,为两宋贬谪词的兴盛起到了引领作用。     

贬谪流放文人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贡献初探

贬谪流放文人的独特身份和地位,使他们到了贬谪之地后,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才干,通过倡导教化、开馆授徒,改造陋习、移风易俗,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团结,交游问学、发掘地域文化,诗赋山水游记风土人情、促进文化交流等方式,用自己悲壮的人生为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万死投荒中的苦词苦调——谈中唐文人贬谪与贬谪词创作

中唐是文人词兴起的重要阶段,中唐词坛上几位词人都有过贬谪经历.刘长卿的<谪仙怨>是词体中贬谪题材的开山之作;刘禹锡的贬谪词表现了他贬谪后悲怆、反思和自信交融的复杂心情;白居易的贬谪词于悲伤基调之外另有重回富贵生活的感慨,反映了他贬谪前后思想的变化.这些贬谪词是唐宋词贬谪题材的重要开端,为两宋贬谪词的兴盛起到了引领作用.     

诗人行吟贬谪路——古诗词文化解读

"诗言志",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怀着"匡时济世"的政治理想,有一部分人走进仕途为官从政.他们在官场政治斗争中艰难地周旋,一旦遭遇贬谪,他们的思想情感也同时遭受重创.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文人的诗词,了解遭贬文人的人格变化、情感起伏及儒、道、释思想作用的程度.     

唐代贬谪诗文的佛教思想初探

针对贬谪文学研究越来越被重视,但贬谪诗文中的宗教思想问题却经常被忽略的这一问题,拟以贬谪文人创作的文本为依据,分析贬谪诗人的贬谪诗文中所含有的佛教思想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其他诗文的不同特点等进行比较。从而通过对贬谪诗文中佛教思想的研究,推进贬谪文学研究的深入。     

论贬谪文人刘禹锡的情商美

刘禹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贬谪文人。贬谪的困境使他身心受到双重的磨难,但正是因为贬谪的激励与抗争使他的情商丰富、饱满,呈现出调控自我、超越苦难的豁达情怀;激励自我、昂扬奋发的精神气魄;忧国忧民、矢志不悔的坚毅品行。他所表现出来的丰富情商为后世所景仰。     

“三张”父名问题新解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此为西晋“文章中兴”时期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张载、张协、张亢 ,此即“三张”。然其父之名 ,史传有“张牧”、“张收”之异说。其实 ,不少文献可以显示 ,“三张”之父乃张牧。确证此说 ,有助于了解张载之生平仕历 ,有助于读解张载、张协之文学创作     

论康有为与吴佩孚之交往

民国时期,吴佩孚和康有为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名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由对立而相知。康之所以对吴极力拉拢、借重,一是希望借助其军事力量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二是由于两人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三是康认为与吴有一些相投之诉求。吴对康若即若离的原因,一是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认识,二是对康的政治主张不敢苟同,三是借康"文圣人"的名望装点门面。康、吴二人冲破文人、军人之界域践行理想,尽管均以失败告终,然其中所昭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如吴佩孚的一统主张、康有为的军权认知等等,都在历史演化之中成为隐含的积淀,合力铸就民国进程。     

南宋遗民水墨画论略

南宋灭亡后,沦为遗民的一批文人画家眷恋故国,不仕新元,借其水墨画作隐约委婉地表达亡国的哀痛、故国的缅怀、遗民的悲哀。文章结合宋元之交的时代背景,将南宋遗民的水墨画置于文人写意水墨画的发展流变历程中,对其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之定位做了初步探索。     

裴子野集团与梁武帝之关系

裴子野集团虽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但它与梁代的最高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除却旧交友善的关系,裴子野集团中人能得到梁武帝的倍受关注,就其原因而言,主要还是这批人在许多方面都与梁武帝理想中的文人极其相似,主张重学复礼,重质轻文等。同时,他们的史学著作和品行修养也奠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深得社会名流的称赞,也成为梁武帝理想中文人学者的典范。     

文化世家的家学传承：以京口张氏家族张玉书为例

清代京口张家是宁镇地区典型的文化世家。张氏历代举业鼎盛,走出诸多杰出人物,经过世代传承与积累,出现了以文学与政事兼备的成就卓越的张玉书,将京口张氏家学文化推向新的高度。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质量提高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明士大夫党派分野与其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无关论

以晚明士大夫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林、阉党及无党派中绝大多数与耶稣会士有交往的士大夫都对耶稣会士及其传入的"天学"持有肯定的态度,没有任何一个党派的士大夫从整体上因其政治派别而对耶稣会士持友好或拒斥攻击态度.这说明各党派士大夫对耶稣会士的交往态度与他们在晚明党争中所属的政治派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论清代京江张氏家族文化及其文学

以张玉书为代表的张氏家族是清代镇江地区的文化望族,该家族科举鼎盛,家族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具有经世之才,勤政爱民,忠贞节义,这与张氏家族重视教育有关,张氏也因此形成了以科举文化、经世思想与史学传统为特征的家族文化;张氏家族人文荟萃,文学创作丰富、形式多样,宗尚唐音是张氏的诗学传统,吟诗结社是张氏家族的风雅方式,张氏家族中女性文人更增添了文化家族的风流儒雅。     

"文人论政":青年毛泽东的体认、传承与超越

在论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坚守古代"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理念和传统,主动介入大众传媒,竭力彰显变法维新、民主共和等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忧国忧民、立志改造社会的青年毛泽东与近代资产阶级文人"办报论政"、"以报参政"的联系与区别.主要结论:青年毛泽东虽然受到近代资产阶级文人"文人论政"的浓重浸染,但在自觉意识、认识水平、价值取向等方面却明显超越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