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性批判的伦理意蕴

启蒙理性的宗旨是摆脱恐惧、获得自由;然而,人们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反而又陷入新的奴役之中.而导致这一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在启蒙时代发生了自我变异,启蒙理性蜕变为以数学化与实用化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理性,并一跃成为理性崇拜的全部内容.工具理性的自我膨胀必然暗示出价值理性的失落,从而导致严重的伦理后果,即终极实体的缺位、伦理价值的虚无及伦理精神的媚俗.对启蒙理性的不断追问和质疑,凸现现代社会时工具理性权威崇拜的批判和拒斥,从而为彰显和确立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和意义世界而不懈努力.     

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重新定位--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变迁

启蒙运动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发端。由民粹主义与威权体制导致启蒙走向反启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启蒙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中得以复兴。它和二十世纪初的启蒙相比 ,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 ,彼此积极互动。所谓理性专擅 ,实际上抹煞了目的理性 ,将整个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 ,以工具理性压倒目的理性。但真正的问题是理性缺位而不是理性专擅 ,是在挑战中提升启蒙而不是否定启蒙。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哈贝马斯用“总体化”批判来概括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进行的反思,将其视作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极端化。总体化批判本应完成对启蒙的启蒙,但不幸的是,总体化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使批判陷入尼采式虚无主义,而且将启蒙反思变成反启蒙,使其在自我指涉的反思中迷失方向。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其缘由在于,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相同的概念,如“理性”、“启蒙”、“现代性”等,但却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而研究者出发点的差异又无意识地扩大了理解上的歧见,使得共识更难达成。     

《启蒙辩证法》中的摹拟概念——对一种可能的人类学视角的梳理

摹拟是阿多诺思想中一个有重要地位的概念.在<启蒙辩证法>中可以看出一条关于摹拟能力在文明进步中逐渐变异的人类学意义上的隐含线索.梳理出这条线索,不但可以将<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批判、反极权主义和工具理性批判等主题贯穿起来,而且能延伸到阿多诺后期的许多重要著作中去.不过这条线索并非对一种总体历史的构建,而是对当前现实的瓦解.     

启蒙何以走向自我毁灭--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解读与反思

哈贝马斯将《启蒙辩证法》理解为把启蒙的自我毁灭过程加以概念化的理论努力。一方面,《启蒙辩证法》遵循的物化批判,仍然企图用概念超越概念,并没有放弃概念化的探讨;另一方面,这一批判仍是“科学的内在性批判”,因而无法破解韦伯所提出的合理化困境。     

对自然的回忆——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拯救

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否定性解读,使得该著中的拯救逻辑遭到歪曲。由哈贝马斯的解读所延伸出的对《启蒙辩证法》拯救逻辑的美学化和精神分析化的重构与阿多尔诺的哲学思想相矛盾,由此我们必须重新反思哈贝马斯的解读模式。《启蒙辩证法》并非仅仅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它通过有规定的否定达到了对现代启蒙当中现实权力因素的内在批判,它因此并没有彻底否定启蒙也没有重新树立新的乌托邦。对自然的回忆的拯救逻辑意味着思想必须对自身展开批判,以达到重新正视社会现实中的苦难现象,从而解构抽象主体的优先地位。     

后现代语境下的阿多诺的现代性哲学

阿多诺认为现代性的困境主要源于启蒙理性对自然和人性的工具性控制,以及同一性思维对偶然的、特殊的东西的压制。他的否定的辩证法,通过对概念思维的不适当性的不断自我反思,来抵制内在于一切概念思维中的同一化的强制力;而他对艺术现代性的探讨,则是寻求新的非压制性的思维和认知模式的尝试。他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引起了后现代论者的共鸣,而他对新的理性和认知模型的寻求,又有助于我们避免后现代论者某些理论上的失误。因此,他是现代性的批判者,但不是后现代论者。     

现代性的偏执——《启蒙辩证法》的生态文明理路

《启蒙辩证法》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它将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罪于理性形而上学,而不是资本主义价值增值逻辑。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蜕化的历史进程见证生态文明发展理路。相比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并没有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因此未能为社会指出一条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类自由的有效路径。尽管如此,《启蒙辩证法》中许多关于生态发展的真知灼见,仍然可以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反思困境

启蒙辩证法作为对现代性的总体性反思,仍然没有超出现代性的发生场域——商品拜物教。主体性形而上学与传统异化逻辑的二元对立正是启蒙辩证法的精神实质,也是现代性的异化逻辑的表现。启蒙辩证法未必具备自身标榜的总体认知能力,也未必具备对现代性的总体性批判潜力。它仍然没有摆脱现代性的初始矛盾——抽象和具体的矛盾,单纯理性的反思最终必然导向理论的乌托邦形式。     

启蒙视域中王国维的“游戏说”

启蒙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自由与解放,它不仅有理性的一面,更关乎人的感性生命。清末主流知识界的启蒙在"救国"的目的论指引下,导致工具理性过度发展,"人"的概念被置换,政治启蒙取代了人性关怀。王国维从生命自身出发,反对清末的功利主义启蒙观,而以予人"精神上之利益"要求学术与文艺,王国维启蒙的核心由此归结于如何处理欲望对人生的挟持这一问题。学界的理性偏至与民众的不觉悟,原因都在于感性与理性的不谐调。王国维倡导游戏说,以审美的游戏来调和相互冲突的感性与理性,以致人性于全,这一思路还原了启蒙的本来面目。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批判与回应——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宗教

对于传统信仰及其功能、组织的批判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尤其是法国的战斗无神论者们着力的重点。通过对启蒙人士批判宗教角度的逐一分析，揭示欧洲启蒙运动中这一批判的成果与意义，并以传统信仰方面的回应与发展为警示，省察新的理性与宽容的必要性。     

交往行为理论的深层次逻辑——兼论哈贝马斯对物化现象的消解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工具理性批判的继续,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面对同样的主题：物化。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为克服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困难,将物化理论发展为工具理性批判,但是工具理性自身也存在逻辑悖论。所以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实现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的转向,并在交往行为理论的框架内研究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在其理论框架内,物化也就意味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通过建构基于交往行为理论之上的商谈伦理对其进行解决。     

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

工具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文明但也受到诸多非议和批判。回首百年现代管理的演进历史,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的核心工作以及管理实践中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位置,工具理性深深地影响着管理的现代发展,也深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内涵和管理模式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管理实践问题的反思,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以及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已成为凸显问题。只有在现代管理中深度融入“3p”人本管理理念,强化管理伦理建设,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融合与统一,找到工具理性更好的发展之路。     

从诠释学看儒家哲学的教化观念

教化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另外一种自我成就的方式,其完善人类自身的初衷和近代启蒙的选择并无二致,甚至比启蒙的意义更加丰富。从思想向度而言,教化含有启蒙的意思,但又不仅限于启蒙,其理论旨趣与启蒙之说有着较大的差别,内涵也要比启蒙深广得多。从伽达默尔的"教化"概念到罗蒂的"教化哲学",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新的思路,与启蒙理性的认知型模式不同,教化更看重生命的实践性、整体性、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和把握事物的在场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特点,或者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特别是就儒家哲学而言,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教化的理解,而不是启蒙的解释。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论18世纪启蒙理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新的思想道路;它赋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尤其是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力量,这既是它运用于各思想领域的批判武器,更是启蒙理性内在的动力.如此,卢梭、赫尔德、康德等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真正"自我征服".正是这种自我批判能力拓展了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虽然启蒙理性主义早已成为消失了的历史背影,但那一时代所蕴涵的"独创力量",则至今令人着迷,也许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回到启蒙时代的原因.     

理性的历史演变及中国社会的理性建构

近代启蒙哲学家开创近代理性主义以来,理性思想经历了"独断论"、"批判理论"、"辩证理性"、"技术理性"、"社会批判理论"、"交往理性"等的历史演变,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思想家,从自己所抽象的理性理论出发批判、补充前人的思想,却难免从一个片面理论走向另一个片面理论,这种理性的历史演变虽难以穷尽,但其核心却揭示:具有现代系统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应是一种肯定"技术理性"系统之外的"价值理性"系统存在的价值的理论.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和肯定价值理性的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培育理性精神,达成技术理性、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实现理性自身的超越提供了建设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