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公正对待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和讽谕诗创作

文章批评了以“文学非政治化”的标准贬抑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的观点。文章指出，从唐大历初期到贞元中期的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贪婪，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却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写下大量讽谕诗，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广大成员的喜爱。它猛烈抨击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的痛处，取得了震撼上层社会的效果。文章也指明了白氏的诗论及讽谕诗存在的片面与不足，并认为白氏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诗歌理论与讽谕实践坚持到底     

浅谈白居易的山水诗

提及中唐文学,人们很容易想到“诗到元和体变新”,想到元稹、白居易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初以“兼济天下”的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他诗歌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同时,他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将内容放在主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盲目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按照这样的文学主张,他创作了不少讽谕诗,并且很看重这类诗歌。应该说,这     

说"涵泳"

“涵泳”是宋代理学所铸合的新范畴,既是一种心理表达,又是一种体认方式。它被引进美学领域,成为美学话语,出现话语转换和移位现象。这方面朱熹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架设了“涵泳”上的理学—美学的通道,他的“去《序》观诗,以诗观诗”论具有美学史的突破意义。“涵泳”最终铸合为审美范畴,体现了宋学的文化特点,在美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杨逵——现代台湾的左翼文学旗手

文学虽然属于艺术与美学的范畴,却同政治关系密切。从谱系学角度来看,文学与政治互为表里关系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就中国而言,从《诗经》的“美刺”精神,孔子的“兴观群怨”,韩愈的“不平则呜”,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论”,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倡导的“文学革命”,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均说明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传统;     

白居易“补察时政”说的评价问题──兼为“政教中心论”一辩

白居易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论家，是唐代诗坛倡导新乐府运动和“政教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最著名的创作纲领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的目的则是“补察时政”，即有助于皇帝了解政治的得失，从而对国计民生有所改善。这个“补察时政”说旗帜鲜明，言简意赅，比“为时”、“为事”更精确地道出了其“政教中心论”的实质。对白居易有关“补察时政”的诗论和诗作，在建国后的众多论著中都是持肯定态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在近年来却出现了异议，有些论者甚至提出…     

两种现实主义

各种类型的现实主义文学有一共同点,即强调要“忠于现实”。但“现实”这一概念本身即有双重内涵:一是针对“历史”,强调的是当代,是眼前的现状;一是针对“理想”、“虚幻”、“主观情感”,侧重于客观实在,避免主观对客观的直接干预,反对对客观世界扭曲变形。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能将这两重内涵完美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既客观地再现了生活真实,又密切关注当代社会问题,对时代风云的变幻及时作出反映并以艺术的方式予以针砭。 然而,由于哲学和美学思想、文化心理及文艺观念的差异,中国与西方有着各具特色的现实主义传统。 提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我们首先想到《诗经》、汉乐府民歌,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以及《呐喊》、《子夜》、《家》、《骆驼祥子》等现代小说。它们基本是按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现实,写的是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大都具有真实性与客观性。但是,古代与今天的文论家提及它们时,更为重视的是其缘事而发,对于国计民生的关心、对于社会黑暗的揭露。用白居易的话说叫“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用今天的话说就叫“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中国古代的现实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

对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的评价，历代毁誉参半。前些年，由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被誉为最完整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朽之作，他把诗歌直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主张最受推崇，而很少从诗歌自身的特点、规律去加以探讨。今天，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外在的解说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而要求更深层次、更多角度探讨文艺的特征，因此对白居易诗论和讽谕诗的评价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在谈到白居易的诗论时，首先有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那种相沿多年的看法，即认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提…     

试论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

尽管白居易只把自已的诗作分成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但他在诗歌叙事方面,同样展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和才华。当然相对于思想内容,其叙事诗作的艺术特色更值得我们去探讨,本文即以白居易的某些叙事性讽谕诗和两首长篇叙事性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创作追求、诗人个性及时代风尚,对其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和分析。     

朝鲜古代诗家对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研究

讽喻诗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也是其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诗歌类型.古代朝鲜文人对白居易讽喻诗多有学习,主要体现为高丽朝和朝鲜朝文人的接受,而朝鲜朝时期文人对于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较之高丽朝诗人群体明显得到了加强,包括诗歌数量增多,批判意识及情感更加强烈,讽刺范围更为深广.这种变化是由于高丽朝、朝鲜朝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自觉意识导致的.     

试论艾青“诗的散文美”的美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

在新诗历史上,艾青是位既有诗美学论著,又有巨大创作成就的诗人。近半个世纪来,他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形象创造和艺术形式,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其诗论有着完整的美学体系,而“诗的散文美”则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美学主张;他的诗赢得了世界声誉,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流溢于其中的“散文美”。“诗的散文美”这一美学主张,首见于艾青一九三九年写的《诗的散文美》一文,至一     

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论白居易的杭州诗

白居易对杭州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杭州甚至成为其生活的精神家园。杭州的山水抚慰其精神的同时也滋养了其诗歌创作。在白居易的杭州诗中,杭州具有了一种诗性美、蕴藉美,杭州诗也呈现出一定的雅化状态。杭州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文学地域、一个重要意象,杭州从地理走向文学,白居易功不可没。     

论元稹、白居易的文学观

唐代中期,以元稹、白居易为核心形成一个客观存在的诗派,在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既以“元和体”特指“元、白诸公诗”.又单立“元白体”.足见其文学史地位。在体派纷呈的元和诗坛,元稹、白居易大倡儒家诗教的功利性文学思想以及为时为事而作的写实化创作实践,显然是元白一体得以确立的最重要原因。     

赠鹤质疑

《文学评论丛刊·第三辑》载陈友琴《略论白居易晚年诗中的积极意义》一文,文中引述白居易咏鹤诗后说:“裴度曾经送他白鹤,他珍爱得什么似的,有诗咏叹。”查《白香山集》并不见记载此事,以诗咏叹。不知《略论》有何依据,作此论断。白氏好鹤,自称“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在他诗中直接以鹤为题的有二十首,涉及到鹤的也有二十余首,大都是晚年所作。他第一次得到鹤是在长庆三年杭州刺史任上。“乐天     

浅议白居易诗中的人格形象

浅议白居易诗中的人格形象栾睿古典文学研究中，常把李白、杜甫、白居易称为“唐代三大诗人”，综观三家的诗歌创作，如果说李白以盛唐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给后人以深刻印象，杜甫以有唐一代的痛苦转折点为背景，写出了一个伟大灵魂中深重的忧患意识的话，那么，白居易的诗...     

关手文艺“源泉”问题的再思考

<正> 1 文艺的源泉在哪里呢?当然只能在生活之中。对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都有人论述过。例如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王充的“崇实”说,刘勰的“神与物游”说,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说,等等。再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即生活”说,苏联的高尔基的“文学即人学”说,等等。所有这些论述,尽管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都是说明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

白居易为了强调诗歌有裨于政治教化的主张 ,在其《白氏长庆集》的诗歌分类中突出了讽谕诗的地位 ,致使其诗歌分类出现了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同样 ,《与元九书》虽是白居易的重要论文 ,但该文为了强调讽谕诗而往往发为偏激之论 ,并不代表白居易全部诗歌主张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流传最广的不是讽谕诗 ,而是文辞流美、音律和谐的律诗 ,其骈体文章亦因与其诗风相近而广为流传 ;对元、白诗的成就 ,《旧唐书》与《新唐书》有不同的评价 ,这反映了由于审美标准的变化 ,不同时代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会发生明显的差异。     

唐代通俗诗研究

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教语汇和社会俗语,把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从而对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其“象喻”的说理形式对王维、白居易以及宋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知人论事不能单纯从政治斗争着眼——简评白居易后期的活动和作品

若干年来,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有一种单纯从政治斗争着眼来论人论事的倾向,这恐怕也是一种“左”的影响。例如,对白居易后期的活动和作品,就有不少人认为是“由积极转为消极了”。作出这种评价的依据是:一、白居易后期脱离了政治斗争,过着“知足保和”的退隐生活。二、白居易后期的作品多是“闲适诗”、“杂律诗”,早期为民请命的“讽谕诗”几乎搁笔不写了。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