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其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术自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何其芳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1930年代无疑是何其芳在艺术上最为雕琢、用心的时期；而1940年代进入延安之后，何其芳的创作心态和诗歌风貌都产生了明显的改变，同《预言》集相比，他的《夜歌》集的确显得有几分拙朴。许多人把这种转变归咎于时代，并认为何其芳从1940年代开始逐渐背弃了艺术上的追求，在艺术上开始退步。而实际上，何其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都体现了他对诗艺的探索和追求，他始终自觉地遵从诗歌的关学要求，坚持诗歌的艺术品格，在这个前提之下来进行创作，而没有把诗歌降格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艺术自觉”的意识是贯穿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活动甚至是整个创作生涯当中的。     

心灵的歌——何其芳早期诗歌浅论

本文以何其芳诗集《预言》为主,对其早期诗歌予以重新探讨和认识。通过对何其芳与时代环境关系、诗歌内容情感的细腻绵密、传统与现代融汇的形式特点等因素的梳理．揭示巴蜀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对何其芳的影响和良性互动,从而说明其个性不尽被时代风潮所消解,其诗作堪称发自心灵的歌,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论《现代》诗派

《现代》派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以施蛰存主编《现代》为阵地形成的一支诗歌流派。但历来新文学史一提到“现代派”总是局限于戴望舒。毫无疑问,戴望舒是这个流派的代表诗人,但作为诗派,必须拥有一个较稳定的诗人群。综观《现代》诗作,李金发、陈江帆、侯汝华、李心若、玲君、史卫斯、南星、施蛰存、金克木、鸥外鸥、路易士(纪弦)以及早期的何其芳、徐迟等在题材选择、语言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近似之处。为了全面评价《现代》派,本文试就它的整个诗人群的思想倾向、艺术特色以及所受中外文学影     

镜花水月般的爱恋——在自然意象中解读何其芳的爱情诗

以《预言》集为代表的何其芳的早期诗歌创作中,"爱情"是其最重要的主题,诗人始终把"爱情"放置在一种犹如"镜花水月"般的审美空间中去观照。"月""露""花"和"秋"是四个在其早期爱情诗中最常出现的自然意象,诗人运用这些自然意象,使它们成为情感的外化象征。通过对"月""露""花"和"秋"四组自然意象的分析,从而来解读何其芳早期诗歌中那种超脱了热意与忧伤,那是如"镜花水月"般空透、宁静的爱情。     

何其芳和他的抒情诗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十年代,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诗人;而其中毕生从事抒情诗的写作,并经常发表自己的诗歌见解,把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的,何其芳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何其芳(1912—1977),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出生于四川省万县。幼年在封建气息特别浓重的私塾读书,接触我国的古典诗歌。从十二岁起即养成了利用假期自学的习惯。他最初迷恋古典小说,往往从早晨读到深夜,不分精华与糟粕。一些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都是这样地读完的。在阅读能力逐步加     

何其芳早期诗歌在艺术上的渊源

何其芳的早期诗歌,主要指的是一九四○年他在延安时凭记忆默写出亲自编辑成的《预言》诗集中的诗歌。这个诗集基本上包括了他早年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中的《燕泥集》,和他自己的《刻意集》中的诗作。这看来是经过他有意筛选的。因为从近来找到的他发在《红砂碛》、《新月月刊》、《西湖文苑》、《新时代月刊》、《文艺月刊》、《华北日报副刊》、《万县民众教育月刊》、《文丛》、《成都社会日报》……等报刊上未被选入《预言》的诗看来,还没有突出的超出《预言》水平的诗篇。     

镜花水月般的爱恋——在自然意象中解读何其芳的爱情诗

以《预言》集为代表的何其芳的早期诗歌创作中，“爱情”是其最重要的主题，诗人始终把“爱情”放置在一种犹如“镜花水月”般的审美空间中去观照。“月”“露”“花”和“秋”是四个在其早期爱情诗中最常出现的自然意象，诗人运用这些自然意象，使它们成为情感的外化象征。通过对“月”“露”“花”和“秋”四组自然意象的分析，从而来解读何其芳早期诗歌中那种超脱了热意与忧伤，那是如“镜花水月”般空透、宁静的爱情。     

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

何其芳的新诗和散文以及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成就已经成了研究者的共识。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如对新诗本体的认识,对诗歌发展道路问题以及民歌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启示性。何其芳认为判断是不是诗并不在于简单的外在的分行排列,而在于要尽可能提供感人、新鲜、深刻的内容和相当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和具体的诗人都有着个性和独特的创造,但是其共同的特征是有着形象的优美与丰富,语言的精练和谐、富于音乐性。同时,可贵的是,何其芳在肯定新民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时,也指出民歌体是有局限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他的新诗理论与批评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缺憾。     

延安时期何其芳的诗人心态与创作道路

1938年何其芳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思考着知识分子的转化问题,这一点反映在其心态和创作道路上,则体现为告别过去和真诚的忏悔。研究何其芳这一时期以《夜歌》为代表的创作,大致可以推究其诚实、矛盾、焦灼以及歌咏和叹息的心理意蕴。何其芳在《夜歌》中表现的诚实坦白和强烈的自卑心理、忏悔意识,使其成为战争时代作家群落中的一个悲剧典型。延安后期,何其芳从一个追求文学之美的诗人转变为一个政治的服从者。而在创作上,何其芳最终选择了具有"转变"性质的"暂时性停笔",其诗歌创作的"空白"更是引申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命题,进而使何其芳成为一位跨越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典型。     

何其芳在创作方法中的艺术个性

本文把何其芳诗文创作和理论研究看成一个整体,结合他所处的时代、个性心理与秉性,从艺术方法着手,论述了何其芳艺术个性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并对何其芳早期接受中外文化影响,文艺主张“突变”的原因,以及何其芳现象作了深刻的探讨.     

《何其芳评传》若干史实辨正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尹在勤同志撰写的《何其芳评传》(以下简称《评传》),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何其芳生平和作品的专著。这部专著鲜明地展示了何其芳生活道路和文学生涯的一个相当清晰的轮廓,如实地评价了何其芳的文学成就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这部专著在史实方面也是引人瞩目的,作者提供了何其芳生平活动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其     

诗作同时同地，诗味风格迥异——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沈从文《黄昏和午夜》的阅读体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事件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影响是有差异的,本文以两首诗歌——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沈从文《黄昏和午夜》——为评价中介。两首诗的主题明显针对新中国成立事件,表现出知识分子在时代选择面前的差异性: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表达了诗人的身份优越感——时代的主人、充满朝气的青壮年,以及由此身份延展出来的诗歌格调的高昂与雄浑;沈从文的《黄昏和午夜》却结合诗人自己的现实处境表达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他更像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老人,由此身份使诗歌显示出一种低沉而凄婉的风格,犹如挽歌的变调。这形成两首诗歌的诗味的迥异。     

关于新发现的何其芳佚诗五首

去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同志,来成都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他趁便捎来了牟决鸣同志的口信,嘱托我们查阅一下三十年代初在成都出版的《社会日报》,据说该报曾发表过何其芳的诗歌。不久,笔者从牟决鸣同志的来信中得知,提供在《社会日报》上可能有何其芳的佚诗这一情况的,是成都一位名叫宋大鲁的老人;牟决鸣同志在信中还提     

"苦求精致近颓废"的"梦中道路"——何其芳"京派时期"创作论

何其芳作为年轻的京派文人,在其创作的文学道路上有一段可以称为"京派时期"的创作期,时间从1931年秋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这一时期是何其芳多元创作期,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有涉猎,艺术特征总体体现唯美主义,思想上把京派追求艺术独立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但在他"京派时期"的后期,思想与创作随着人生路径的曲折与外部境遇的变化在不断嬗变,从极端追求唯美主义向现实主义渐变.通过对何其芳这一时期创作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理清他走向延安革命前的思想与文学追求,有助于研究其整个文学道路,对探讨现代典型作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论冯至早期叙事诗的现代意义

冯至因其风格各异的抒情诗、十四行诗、叙事诗及诗歌中特有的哲学意蕴立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本文旨在通过对《吹箫人的故事》《帷幔》《蚕马》《寺门之前》等叙事诗在叙事结构、文体形式、诗歌中的精神特质等方面的研究 ,探析其早期叙事诗的现代意义。本文作者认为 ,理解冯至早期的叙事诗是理解中国叙事诗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关键     

论何其芳的艺术追求

本文系统地考察和评析了何其芳在散文创作和诗歌形式方面所作的艺术探索、引起的反响及其得失。在白话散文创作中,何其芳有意制作散文,力求散文的纯粹与完美,注重“诗意”和“意象”营造。在新诗形式上,提倡并实践每行顿数有规律和有规律地押韵的现代格律诗,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抒情散文和白话新诗的表现手法。     

何其芳早期散文浅谈

何其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文艺批评家和散文家,历经了由苦闷、幻想、傍徨到走向革命的文学、人生之路。他的散文向人们真实地展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困苦历程和他在创作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探求的轨迹。这种“历程”和“轨迹”在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一般都将何其芳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之前的创作划为他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即早期创作。在这期间,出了三个散文集:《画梦录》、《刻意集》     

论何其芳诗歌创作中的两个问题

何其芳早期诗歌创作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整个诗歌创作却存在着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其一是何的诗歌创作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沃土，但在早期创作中却回避了这一点；其二是以《预言》为代表的早期诗作的艺术成就较高，但以后的诗作艺术性却越来越粗糙，乃至在1942年以后基本停止了诗歌创作。     

论何其芳散文和诗歌的审美追求

本文系统地考察和评析了何其芳在散文创作和诗歌形式方面所作的审美探索、艺术追求所引起的反响及其得失。在白话散文创作中 ,何其芳有意制作散文 ,力求散文的纯粹与完美 ,注重“诗意”和“意象”营造。在新诗形式上 ,提倡并实践每行顿数有规律和有规律地押韵的现代格律诗 ,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抒情散文和白话新诗的表现手法     

试论《诗经》对唐代诗歌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光辉起点,而唐诗作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上也深受其影响。唐代诗歌是对《诗经》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