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策略分析

由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现象引起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思考，提出政府与公民关系有3种策略选择，其中维持现状策略和消极处理策略会使政府与公民关系陷入“囚徒困境”，而合作策略则有助于消除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促使双方的共生关系向“和谐共生”方向发展，从而得出合作是处理政府与公民关系最优策略的结论。     

建构新型的中国银企关系

建构新型的中国银企关系许多学者运用西方的委托——代理理论来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的运作及其与银行的关系，认为在全体公民与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我认为，在全体公民与政府之间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因为公民既没有委托政...     

宪政视野下的政府与公民关系

宪政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寻找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平衡点是宪政建设的任务,权利与权力从对抗到妥协必然产生一个公民社会,政府、公民、公民社会三者的良性关系维持了宪政的存在。     

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的本质解读

为分析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的本质,从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关系的双向性内涵入手进行分析,即政府信任关系是双向的,既包括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也包括政府对公民的信任。因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必须揭示这种信任关系的本质。政府与公民间应是契约型的信任关系,即政府所享有的权力是公民权利的让渡,政府用契约的形式把公民对它的信任固定下来。     

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府闻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众多,我们可以将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层次、社会层次和政府层次.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状况并不理想,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下降: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省级政府次之,依此类推,公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则最低.在当下的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培育政治信任的现实选择.     

论指导关系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

采用追踪和配对问卷调查收集数据的方法,在理论与文献研究以及系统检验各变量信度与效度的基础上,研究了指导关系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内在机制及内部人身份感知和工作嵌入的作用。结果表明:(1)指导关系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嵌入和内部人身份感知,工作嵌入在指导关系同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2)指导关系显著影响内部人身份感知和组织公民行为,内部人身份感知部分中介指导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3)工作嵌入显著正向影响内部人身份感知和组织公民行为,工作嵌入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完全中介作用而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4)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检验结果表明,指导关系通过工作嵌入和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双中介作用而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     

当代政府变革的法理透视：权力向权利的回归

任何政府变革都以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为主线，在法理的视角下，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内容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权力与权利关系的调整是政府变革的永恒主题。当代政府变革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权力向权利回归，而我国政府所进行的行政改革则呈现出由权力的归位、缩减、下移到向权利回归的基本走向。     

公民诉求对政府回应话语的影响探究——基于F市G区12345平台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网络问政平台建设不断完善,为政民互动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公民诉求表达与政府回应性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公民诉求对政府回应能力和回应效能的影响,很少基于政治修辞的角度对政民互动的话语进行具体分析.以F市G区为个案,利用其12345平台连续三个月完整的公民诉求工单数据,探讨了公民诉求对政府回应话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回应话语会受到公民诉求话语、问政类型、诉求领域和是否主动提供个人信息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政民互动中的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都具有选择性,是一种策略性互动;策略性互动的背后是政府和公民彼此政治信任基础的缺乏.     

政府与公民关系研究:回顾与延展

近些年来,政府与公民关系是我国行政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研究中,有以下特点:一是理论研究视角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从行政文化、和谐社会构建、信息公开、行政机构改革、社会发展变迁以及公共危机等角度的展开;二是研究内容的多层性,主要探讨了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多种类型.由于现有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即厘定政府与公民关系中的核心概念;探析政府与公民关系发展的动力;把握政府与公民关系发展的趋势.     

论政府绩效的公民评议

公民评议政府绩效是指公民作为评估主体,运用科学的方法、标准和程序,对政府绩效进行评定和划分等级的活动。公民评议政府绩效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过程。公民评议政府绩效体现出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深刻变革,是公民参与的重要途径,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基本手段。     

社会契约伦理与纳税人意识

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缴纳税收,税收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增强我国公民的纳税人意识,就必须具备两种意识,即公民意识和公仆意识。     

创设代议制政府——约翰·穆勒宪政思想的理论源头

约翰·穆勒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法律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通过对于代议制政府与专制政府在促进公民及社会发展方面的比较分析,得出了代议制政府是人类历史上理想的"好政府"的结论.进而主张代议制政府要从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出发,依据才能原则、参与原则、地方自治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原则建构代议制政权体系.     

论行政体制改革与善治

善治是治理的发展,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行政事务的合作治理,其实质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它表征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宽容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动共进关系。善治在向度认识和路径选择上为行政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行政体制改革则从观念变革、制度创新两个层面对善治作出回应。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信任生成的内在逻辑——基于公民主体视角的考察

政府信任是作为公共权力承载主体的政府与公民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它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为公民利益服务的动机所作的相关判断基础上的。从公民主体的视角来看,利益诉求是公民信任政府的现实导向,信任信息是公民信任政府的认知依据,信任能力则是公民判断政府可信性的关键。在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三者相互叠合构成了我国政府信任生成的内在逻辑。因此,现代公民的成长与培育也就成为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信任优化的重要环节。     

和谐社会公民责任研究

和谐社会公民责任重大,需要公民积极参与。通过分析公民社会的公民责任与国家责任、公民权利的关系,提出做宪政公民,不断提高公民和德、道德等素质。同时创造以人为本,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完善教育体系等外部条件,促进和谐社会形成,最终有利于公民。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随着新型服务行政理念的发展,政府应重视公民对公共政策周期的全过程参与。基于政策过程模型,从议程建立到政策制定、执行、调整,再到政策终结,公民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使政府和公民间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政府与公民实时沟通渠道不畅通、官员公开信息不及时、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等主要障碍。为此,应从完善双方沟通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培养公民参与能力等方面着手,促进公民的全程参与。     

发生论和价值论视角下的道德与法律--兼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从发生论和价值论的角度对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前提下,进一步就道德与法律在发展中的相互影响、德治与法治并举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在上述基础上,本文从需要与可能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当前在中国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     

宪政治理与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宪政秩序下民主价值的体现。公民参与能够在宪政治理中重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进而实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间的平衡。因此 ,当前应积极探索多种有效途径以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民主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组织形态与关系模式的创建——体制吸纳问题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问题与新需求的出现,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交往呈现出多种方式。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也日益从旧有的组织形态向新型的组织形态转变。虽然仍然是政府体制内的公共事务处理方式,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政府与公民信息沟通以及公民民主参与的困境,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体制吸纳问题关系模式。体制吸纳问题关系模式,能有效解决常态和非常态的问题,降低社会风险值,满足公民预期,保持社会的和谐与活力。     

新媒体环境中的公民参与现状分析

新媒体的发展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分析了新媒体的特点及其对公民参与的积极意义,探析了新媒体环境中公民参与存在的主体局限、公民责任缺失、公民非理性参与以及政民互动中政府回应力不足等困境,进一步提出消解参与壁垒、建立平衡监管机制、增强政府回应力、引导"意见领袖"等途径,力求改善新媒体环境中公民参与的现状,从而更好地汇聚民智、集中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