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中华伦理精神建构中的重要价值

《诗经》诞生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奠基时期,蕴含着中华伦理精神的初始基因,如“崇尚道德、温润如玉”的修身伦理,“孝弟为本、友爱和谐”的家国伦理,“尊敬自然、师法自然、仁及草木”的山水情怀。《诗经》的伦理意蕴经历了西周礼乐文明、孔子诗学理念、毛诗一派的诗教观念、朱熹的理学诗经学体系等阶段的扩充。今天,《诗经》的伦理意蕴对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之德”具有重要启发,应促进德育与美育相结合,以情感为抓手培育人、塑造人,发扬“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     

礼乐的伦理精神

原初时期礼乐一体,以敬神娱神的方式,发挥了维持群体秩序、巩固共同体团结的伦理功能。殷周之际将礼乐制度化,其最大变革在于制礼作乐合于德,并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伦理原则作为礼乐的规定性。春秋时期,孔子以仁作为礼乐的内在依据,并重视乐化育人心的独特价值。其后,《荀子·乐论》《礼记·乐记》都发扬了礼乐根源于人心的观念。而《乐记》更提出了“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的理念,礼乐以仪节、仪式与乐歌、乐舞形式来追求“序”“和”这样深远的伦理目标,实现了礼乐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可以说,礼乐的伦理精神超越时代而绵延不断,其所追求的化解冲突后的自由（“和”）且秩序井然（“序”）,是中国传统伦理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道德经》的生命伦理精神探析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同时也面对着后现代的道德境遇:传统道德基础的崩坍、道德权威的消解与生命伦理的学理匮乏使得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重新构建。尽管恩格尔哈特曾断言:一般的俗世的生命伦理学无法发现一种标准的、充满内容的俗世道德,但是他仍主张寻求一个包容道德多元论的道德结构。本文的生命伦理精神即作为这样一种道德结构的尝试,旨在为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构建提供可能性根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胚基的道家经典《道德经》因其对生命之"道"的终极关照与对生命自由的无极追求而成为中国生命伦理精神的始源之一,与生命伦理有着一致的内在旨归,即何以安身立命。本文基于生命伦理学构建的目的沿循生命之源、社会生命之治与个体生命之养的生命理路探析《道德经》中饱含的生命伦理精神。     

论周秦两种伦理类型的特征

周秦伦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伦理:周人主要是信念伦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天命信仰、德性精神、礼乐象征体系;秦人主要是责任伦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公利”原则、理性精神、法术势管理体系。从周到秦的诸子百家也区分为两大对立的伦理谱系。中国封建社会从盛(汉唐)到衰(明清)的社会伦理生活,一直受着这种对立统一的伦理体系的支配。借鉴周人的信念伦理、秦人的责任伦理,重建现代道德价值体系,这是哲学伦理学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     

审美的道德之境——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精神之同异

中西形体审美意识中伦理精神之“同”,主要表现在“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及其对物质身体形式与精神心灵统一关系的规定方面。它们的“异”,在于伦理精神在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中作为道德理性发生作用,在西方则表现为知识理性。具体而言,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与“神人相合”文化模式紧密贴合,中国则以“纯粹伦理主义”为出发点;西方强调二元对立中的统一,中国则强化心灵的道德价值一元性;西方形体审美路线是由外向内、由身体形象透视心灵精神,在中国则走上了由内向外、由心灵价值反观身体形象存在的道路。     

道德体系的人文之根与价值之始

本文认为 ,家庭伦理、家庭伦理精神 ,是道德体系的人文之根与价值之始 ,是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道德体系建构的源始性价值资源难题。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由伦理实体、道德自我、以及扬弃二者矛盾的身心修养为逻辑结构 ,家庭伦理作为传统道德体系的人文之根与价值之始 ,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民族合理性。近代以来 ,由于过度的文化批判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使家庭伦理的根源地位被动摇甚至颠覆 ,在家庭伦理不能履行其人文功能的背景下 ,中国道德体系的建立 ,就在神圣性根源、人伦根据和人伦范型诸方面 ,面临源始性价值资源的难题和悖论 ,陷入文化合理性的困境乃至危机之中。     

孔子"《诗》可以群"命题的本义还原

"<诗)可以群"诗学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巫舞遗风.上古巫舞是族群意识、情感的集体表达与寄托.西周礼乐将传统的礼俗、精神、信仰等凝结为文化价值,构建了文化秩序,并以之化成天下,维系政治秩序.春秋赋<诗>言志是"礼"的交往,展现了揖让文明的新交."<诗>可以群"是孔子对礼乐文化传统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是孔子诗教的重要目的与文化理想.孔子以"仁"作为群体关系的价值原则,对<诗>作了"思无邪"的情感概括,在审美交往中提升道德,实现群体的融合,重建社会秩序.     

《诗经》与先秦诗学的政教色彩

先秦诗学的总体特征是以政治功用的眼光与标准来评价作品,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诗经》,其具有的特殊性无疑与这一特点的形成关系密切。《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其表现的内容也大多围绕伦理道德与社会秩序,政治意味相当浓厚。儒家士人更是站在政治的角度对《诗经》进行阐述。而《诗经》的"言志"功能则进一步表明:在先秦,诗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满足某种政教需求或理想。     

论伦理认同的精神气质

精神哲学视域中的伦理、道德是以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为本质的精神现象形态,伦理是真实的精神,道德是自我确定性的精神。伦理认同是指潜在的道德主体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在情感、价值和行为上不断地向伦理实体(公共本质)复归,以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动态展开精神气质的过程。伦理认同既是道德主体从实体出发克服任性实现自由回归家园的一种精神冲动,也是道德主体在生活世界中坚守伦理普遍物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同一的一种精神努力。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伦理认同具有三大精神气质:追求伦理本真的道德自由;回归"家园"的伦理冲动;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智慧。     

宋代道德伦理观的诗学阐释

儒学在宋代撤起复兴浪潮.宋代诗学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儒家道德伦理的探讨,提出了道德判断第一、审美第二的诗论标准,强调民胞物与的忧患意识,倡导诗人个体的道德修养与完善,形成了极富宋型文化特色的道德伦理观.宋人的诗学道德伦理观不但增加了宋诗的道德底蕴,而且弘扬了中国儒学的道德伦理传统,应和了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音乐伦理评价的标准与方法研究

任何音乐无不蕴含一定的社会伦理.音乐不仅有健康与消极之分,而且之于人的精神影响是有积极与消极之别的.“美善统一”作为音乐伦理评价的普适性标准,在音乐中主要体现为内容善与形式美的统一、美感与道德感的统一、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统一.要对音乐进行伦理评价,必须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娱乐性与道德性统一、先进性与人民性统一的方法.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期许、问题与理路——新中国70年精神激励的伦理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基本实现了伦理"制度秩序"和"心灵(心理)秩序"的建构,而如何建构伦理"精神秩序"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观照"伦理现实"以协调伦理与道德的矛盾、眷注"现实的人"以化解人之目的与工具的悖论、建造"真实集体"以消弭现代性群己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的价值期许。当前,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理论主题的"伦理转换",要解决的现实难题是如何对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问题挑战。为此,建构面向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的基本理路是:直面伦理与道德的矛盾,构筑实践伦理精神;直面人之目的与工具的悖论,构筑仁爱伦理精神;直面现代性群己矛盾,构筑责任伦理精神。     

道德自我的确证及其价值意蕴

康德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道德世界观将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从认识的领域转移到伦理学领域;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了客观精神的伦理、法权、道德的内在生长逻辑以及相应的伦理自我、教化自我、道德自我,确证了道德世界观与道德自我的超越性价值.唐君毅把道德理性和道德自我作为文化宇宙意识的主宰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的道德境界也指向超越性道德自我价值.道德的本真精神在于克己和为他性、理想性、创造性;道德自我是将伦理德性、法权德性有机统一和升华,以良心和义务作为行为动因,体现个体道德自主性、自律性、自由性、同一性、超越性的完善人格精神实体.     

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

"文化伦理"一词,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文化伦理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命运转折: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由此,我国文化发展被内在地嵌入了道德价值的指针,道德进步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必然.     

父子伦理,还是夫妇伦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元伦理"之争

发端于周人的宗法社会实践的中国古代伦理不仅打上鲜明的"家伦理"的烙印,而且在这种家本主义的伦理的发展史上,在"父子伦理"作为强势话语的同时,始终还存在着"父子伦理"与"夫妇伦理"孰为"元伦理"的理论之争.这一"元伦理"之争,使中国古人伦理观较之西人的单维的"男性伦理"或"无性伦理",以其对两性之际的深涉和包举而更具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与此同时,又以其对伦理中的生命维度的积极观照,为我们现代人类克服其愈演愈烈的身心分裂的"伦理唯心主义"的困境和重返人类伦理中固有的"生命对话"的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路引.     

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价值及其理论建构

慈善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它包括实现道德分配,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价值;弘扬人文精神,拒绝道德冷漠中的价值;增强社会责任感,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中的价值。为了推进对慈善伦理的研究,必须对研究的课题内容进行梳理、概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慈善伦理的理论建构可以分为慈善伦理基本问题研究、慈善伦理与文化传统研究、慈善伦理与现代公民教育研究三大板块,以及"慈善伦理的本质与社会作用、慈善行为的伦理评价、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施助者与受助者的伦理关系;慈善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慈善伦理与西方文化、慈善伦理与宗教精神;慈善伦理与志愿者活动、慈善伦理与雷锋精神、慈善伦理与现代社会公民意识"十大课题。     

生态伦理思想的幸福之维

生态伦理思想探究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保护自然提供道德根据。然而,基于对人与自然整体性认识与实践的生态伦理思想,却被定性为"自然中心主义",成为牺牲人类利益与幸福的"环境法西斯主义",陷入缺失人文价值的道德责难。究其原因,生态伦理探究常常受制于或限定在"现代性"道德框架内的规范伦理范畴,无法进入超越"现代性"道德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和伦理文化传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遮蔽了生态伦理思想原本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与幸福之维。通过对现代社会"幸福悖论"的伦理反思,并借助于生态文学、生态心理学,生态伦理沿着精神生态的价值凸显与幸福之维的内在指引,寻求以德配享幸福的伦理信念和道德实践。因之,生态伦理思想就不能止于生态价值论的外显层面,而要深入人类社会的"内部自然",唤醒或激活人与自然天然联结的"生态潜意识",探寻人对待自然的"环境美德",获得精神生态的内在平衡,逐步达到社会生活中消费适度、精神自足的生态幸福。     

传统伦理精神的矛盾和悖论

中西方传统伦理精神,无论是中国文化中以家庭为基础的"伦"的价值建构,还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以城邦、宗教(上帝)或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道德责任建设,它们都产生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群体生活阶段,其产生的特殊文化背景决定了其内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形态本身内在地蕴含着一定的矛盾和悖论,即人之存在的目的-工具悖论,个体与群体的矛盾,伦理-道德悖论,这些悖论的存在预示着传统伦理精神需要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经过辩证否定来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     

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及其中国意义

中国情理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传统,不仅在于契合了中国血缘文化的文明路径,而且其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建构了一套"伦理世界—道德世界—生活世界"内在有机统一的伦理精神体系,为中国人遭遇的生命困境提供了解释系统和超越之路:从血缘关系出发的"伦理世界"为生命的安顿提供了伦理支撑;以性情论为人性预设的"道德世界"为个体生命追求"乐"的精神境界提供了精神动力;情理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渗透培育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即宽和融通的中庸精神、以血缘亲情为源头的仁爱精神以及刚健进取、知足常乐并行的乐观精神。尽管中国情理精神传统与中国现代化过程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它所展现的契合人的生命生活的价值真理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体系的构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启示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从新教伦理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原因,从经济和伦理的关系出发,探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其经济伦理观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价值建设有重大现实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道德失范＂现象,坚持继承、创新的态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政府引导与经济主体参与相结合,加强法制建设,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宜的伦理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