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背景下的道德恐慌——伯明翰学派对英国西印度群岛移民犯罪行为的研究述评

伯明翰学派道德恐慌研究范式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伯明翰学派受到结构主义影响,从劳动就业、宗教习俗、家庭结构等方面系统探讨了犯罪问题的成因。其次,在研究范式上除了吸收美国社会学的标签理论和科恩的民间恶魔理论之外,还整合了媒介理论和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了具有伯明翰特色的道德恐慌研究范式。最后,伯明翰学派对于黑人暴力犯罪问题的定位不仅追溯到大英帝国的殖民历史,还深入到霸权主义对于意识形态的整合上,而道德恐慌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文化差异、种族偏见。     

论斯图亚特·霍尔对文化研究的贡献

霍尔是伯明翰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某种意义上讲,霍尔就是伯明翰学派的同义词,他为该学派的创立,向纵深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伯明翰学派为研究的语境下,霍尔文化理论的特征体现为跨学科的意识、族裔散居文化视角、集体创作、学术开放性、文化政治、人才培养等,从而突显他作为文化理论家与文化批评家的价值与意义,并彰显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性的文化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     

伯明翰学派与文化研究的演进

伯明翰学派创建伊始,就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文学,这一方面是基于当时英国文化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语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破英国文化主义在当时面临的困境.然而,仅仅更新文学研究的范式并不能完全走出英国文化主义的困境,于是伯明翰学派便将研究的主题由文学转向文化,并以平民文化观念替代了英国文化主义的精英文化观念.在平民文化观念的支配下,伯明翰学派关注的中心文化形式自然就是通俗文化.伯明翰学派由此经历了从文学到文化再到通俗文化的主题嬗变,从而完成了文化研究的演进历程.     

伯明翰学派的“霍尔范式”理论透视

伯明翰学派因其独特的学术研究志向和学术价值追求正受到学界的强力关注。把握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发展线索,重点探究"霍尔范式"在伯明翰学派中的文化内涵和特质,剖析"霍尔范式"对伯明翰学派的影响和价值,将为我们全面反思该学派提供认知空间和视角。     

为“大众文化”正名——论霍加特与威廉斯对文化研究学科范式的建构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视角不同的是,英国伯明翰学派通过论证文化的大众性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推动了文化研究这门学科的形成和西方人文学界的＂文化转向＂。这种证明的实质是通过对时代关键词如＂文化＂等进行重新赋义而为英国工人阶级和普通人民争夺话语权的过程,这对于当代中国建构自身的文化话语权是一种启迪。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谱系学研究

作为伯明翰学派建立、发展和拓展的重要人物,作为该学派的思想集大成者,斯图亚特·霍尔的思想理论无疑内涵丰富而厚重。研究霍尔思想谱系学为全面思考其文化理论尤为重要。“文化霸权”和“接合理论”是霍尔思想发展演变中最为核心的主线,它们彼此关联和衔接,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它们经历了启蒙、建构、发展和拓展,以及延伸等几个阶段和文化变迁史。霍尔的理论与实践批评也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由此,研究霍尔对思考伯明翰学派、后殖民文学和文种．理论都且右亏卓酌价佶知囊义     

英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历史逻辑探析

英国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在女性解放运动中兴起,在伯明翰学派“女性研究小组”成立后确立,在“女性研究小组”独立发展后不断繁荣。跨学科采用社会学与符号学等理论资源,运用马克思主义等多种文化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作为研究发展方向,实现了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深刻变革。在身份政治学当中探寻女性身份立场,以身份认同与身份政治为主要研究方向,实现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后现代化转型。最终从“伯明翰学派”出发到远离,逐渐失去了理论关怀与介入现实根本理论旨趣。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单向度倾向与二元对立格局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例

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观点截然相反。前者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性、消费性、批量生产的文化,不具有审美价值和深刻思想,是一种文化工业;后者认为大众文化是真正能够表现大众特征的文化,大众自身的理性精神促使当前的大众文化形成正常发展趋势。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表现出了鲜明的单向度倾向和二元对立格局,这种现象容易造成理论界对大众文化理解的困境。因此,改变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当中的单向度倾向和二元对立格局是正确理解和评价大众文化的前提。     

走向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凯尔纳媒体文化理论评析

本文主要探讨美国批判理论家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理论,该理论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和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积极成果,具有内在的批判性和政治维度,它以批判的多元文化主义为基础,整合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受众接受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哲学立场,目的是培养和提高人们批判的媒体认知力,建立批判的媒体教育学。     

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

2002年6月,英国伯明翰大学关闭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此举只是该校重组计划中的一部分,却在国际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该系的前身即被视为文化研究重镇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以伯明翰学派而闻名于学界.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述要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不仅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大放异彩,而且后世文化理论工作者对它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该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问题上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存量”:一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发生语境的研究,二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批判维度的研究,三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局限性的研究,四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适用性问题的研究,五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的研究.     

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化协作”——“文化研究”的渊源及其演进轨迹

盛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知识转型,其与阿尔都塞等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境遇中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曾历经过俄苏知识分子对“民粹文化”的发掘、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一系列学说的演进过程,最终才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倡导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这一全新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倡导者的目的主要在于,走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二元式“阶级对抗”思维模式,以工人阶级自主创造的“工业-大众文化”为基础,借助“文化协作”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现代社会趋于良性的发展。     

表征与意指实践——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定义

斯图亚特.霍尔被喻为"文化研究之父",其对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对"文化"的重新定义。霍尔在吸取伯明翰学派前辈学人霍加特和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引入话语、权力、主体、差异等文化研究关键概念,将文化定义为"表征与意指实践",从而对"什么是文化"作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回答,奠定了当今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约翰·菲斯克与伯明翰学派理论关系的 批判性重访

关于菲斯克与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关系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如果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看待这个问题,就可摆脱此种“一刀切”的二元思维,从而找到更为准确的判定方式。即菲斯克在理论初期曾短暂地归属于伯明翰学派,而在理论后期逐渐走向背离伯明翰学派根本精神的民粹主义泥淖,与学派分道扬镳。造成这一理论质变的原因与菲斯克个人旨趣的局限性、时代的复杂性以及文化研究本身的文化决定论倾向密切相关。     

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截然不同。20世纪3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斯图亚特·霍尔的“亚文化”研究

霍尔是伯明翰学派思想集大成者,他为该学派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批评做出了杰出贡献。亚文化是霍尔以及该学派其他学者最为关注的主题,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对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产生了一定冲击和影响,充分体现出“文化霸权”和“接合理论”中的内涵实质。     

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的关键概念

电视研究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领域,他们的研究,特别是后期的受众研究,是对美国经验学派长期主导的电视效果研究的一个反驳。伯明翰学派将电视研究纳入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语境来考察,"霸权、意识形态、话语、文本、受众"是该学派电视研究的关键术语,这些术语记载着文化研究者思考电视的深入历程。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得与失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并揭示出其屈从的利益动机和执行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 ,为深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现象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同时 ,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 ,由于缺乏辩证的态度 ,其精英主义的文化姿态造成了这一批判理论的内在缺失     

理解与超越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以及哲学思辨与经验研究方法的结合。对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局限的超越只能是立足于此二者基础上的对当代文化现实的具体的内在的批判。     

意识形态的再发现——论伯明翰学派的媒介研究

伯明翰学派的媒介研究在批判以往的媒介研究的基础上,强调突出了媒介编码与解码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性,认为媒介一直所标榜的"真实"并非就是纯客观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其中就渗透着浓重的意识形态性。但伯明翰学派过分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性,也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引发了关于媒介研究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维度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