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探寻启蒙理性的源史

霍克海默、阿多诺发现启蒙理性异化的源史其实在古希腊神话<奥德赛>中就得到了最生动的而又最真实的体现,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历史必须被理解为神话和启蒙之间的一种不断开放、发展和生成的辩证过程.而人类历史过程不过是神话与启蒙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过程.     

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悖论所引起的困境业已显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面对陷入困境的启蒙,简单地质疑、否定、反对启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把启蒙视为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启蒙在中国还远未完成,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生发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和现代性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进而打破西方话语操控下的现代性标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弥补启蒙理性弊端的成分从而让启蒙精神和现代性成为符合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价值尺度,以便彻底实现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     

从启蒙倒退到神话之后的生存哲学——论谢林中后期哲学的伦理思想

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发现，自由本身无非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而康德所揭示的“自由的因果律”蕴含着与自由相反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固然构成了康德道德律之“绝对命令性”的隐蔽根基，但也蕴含着普遍理性的道德律对个性的取缔和毁灭。谢林比阿多诺早一个半世纪便洞见出了启蒙伦理的“辩证法”。因此，谢林后期哲学转向了其早期就向往的理性的神话学上来。本文不认为谢林向神话学的倒退是对启蒙的背叛，而是对启蒙的内在悖论在更深层面的揭示。如果真正的自由对立于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任意的。因而在善恶问题上，自由永远都只是一种向善或向恶的可能性，而非是必然的。人的生存作为人的自由力量的体现，在于它必须面对恶而生存，以增强存在的力量。启蒙伦理的色彩于是被彻底改写。     

阿多诺的“启蒙”的反思

启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文明活动,是旨在祛除某种神秘的、幻象的世界表象而进行的一系列理智的和实践的操作.即用科学的、综合的、工具的理性来控制自然.阿多诺展开对启蒙的反思,揭露了启蒙精神的异化,即启蒙理性在提高人类对自然界统治能力的同时,也演变成了另一种神话,是对人类的新奴役.     

启蒙理性批判的伦理意蕴

启蒙精神在本来意义上追求一种使人能够真正确立主体地位的存在方式,然而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已经分裂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技术成为资产阶级进行隐性统治的“匿名权威”。理性作为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工具,在一定的意义上不具有独立性,所以我们要在信仰和怀疑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不断地在现实世界的发展中寻求合理性价值。     

无法放逐的启蒙情怀——论林氏刊物的启蒙思想及其意义

林语堂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直接受到《语丝》的影响,注重通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来进行思想启蒙。当然,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其话语策略和启蒙姿态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林氏刊物之遭遇批判与人们对启蒙与救亡的关系的不同理解有关。林氏刊物在处理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时表现得更为理性。     

启蒙与神话的渊源——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观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源于神话。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神话中，就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利的启蒙精神。从神话中生发出来的启蒙精神如何回应神话的启示的，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以普遍统治特殊、同质统摄异质、单一代替多元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来裁剪衡量神话的不确定性以及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量化、抽象化，而最终得到控制，使变动不居、彼此相异的具体事物与现象都统一在一个稳定的、不动的整体中来回应神话的启示。     

论超感性世界的起源与终结--读《启蒙辩证法》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与神话二者之间密不可分，因此理性的超感性世界史可以追溯到神话时期。由于理性的核心被解读为“自我持存”，即为了实现永恒的存在而进行自我束缚与自我异化，所以超感性世界的核心也是自我持存。超感性世界的瓦解意味着僭越的理性之真正归位。然而，终结超感性世界的任务既要靠历史唯物主义对理性真谛的真正揭示，更需要共产主义的现实实践。     

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几点反思

“启蒙辩证法”构成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核心内容,尽管有其深刻与独到之处,但他们把对理性的局限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理性的绝对批判。对启蒙的批判早在启蒙时代即已开始,哈曼与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的怀疑所显出来的思想深度并不亚于“启蒙辩证法”; 启蒙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神话,它还具有“综合—分析”的方法论优势,这种优势导致霍布斯与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也并不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背后的科学主义、资本主义工商逻辑的批判如果依托一个混沌不明的价值立场,将无法预言与建构未来。     

启蒙理性批判的伦理意蕴

启蒙理性的宗旨是摆脱恐惧、获得自由;然而,人们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反而又陷入新的奴役之中.而导致这一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在启蒙时代发生了自我变异,启蒙理性蜕变为以数学化与实用化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理性,并一跃成为理性崇拜的全部内容.工具理性的自我膨胀必然暗示出价值理性的失落,从而导致严重的伦理后果,即终极实体的缺位、伦理价值的虚无及伦理精神的媚俗.对启蒙理性的不断追问和质疑,凸现现代社会时工具理性权威崇拜的批判和拒斥,从而为彰显和确立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和意义世界而不懈努力.     

启蒙逻辑的历史嬗变:从培根到霍克海默、阿多诺——基于“知识就是力量”的一个考察

"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哲学的经典命题,在其背后蕴含着启蒙之本真逻辑。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视培根命题为启蒙的主旨,通过对理性工具主义化与知识实证主义化的批判反思,指认了启蒙逻辑的历史嬗变,即理性倒退为神话,自由颠倒为奴役,原本的解放话语沦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既不应彻底解构主体,也不应过分拔高主体,而应辩证看待主体的位置,重构人的主体性。     

启蒙精神批判之考察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整个西方文明史出发来考察启蒙。启蒙精神以人对自然的支配的科学理性为先导,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摆脱神话的束缚,然而,由于启蒙精神内在所包含的否定因素,它必然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它在使人摆脱在自然面前极度恐惧的状态的同时,却又使人深深地陷入了新的神话之中。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命题是启蒙精神的集中体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关"技术就是权力"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启蒙精神同实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启蒙精神的一大症结是崇尚逻辑形式主义,因此对逻辑形式主义数学原则的批判构成了启蒙精神批判的一个主要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引用的奥德修斯隐喻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在他们看来,造就了工具理性的启蒙精神不仅没有克服反而加剧了这一异化状态。     

布克哈特对启蒙史学的颠转

在布克哈特生活的19世纪，用商业和技术之类“促进物质发展的因素”来衡量文明进步，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启蒙史学原则。作为启蒙史学大师，布克哈特提出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史学观。他不相信世界历史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到走向文明理想的过程，也不相信有一种决定性力量在推动这个历史过程。启蒙史学基于“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状态或文明状态的二元区分，从文明进步论出发去“重写”世界文明史，而布克哈特的启蒙史学却力图揭示：体现人类“自由精神”的“文化”完全有可能在商业技术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趋于消亡。     

论18世纪启蒙理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新的思想道路;它赋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尤其是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力量,这既是它运用于各思想领域的批判武器,更是启蒙理性内在的动力.如此,卢梭、赫尔德、康德等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真正"自我征服".正是这种自我批判能力拓展了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虽然启蒙理性主义早已成为消失了的历史背影,但那一时代所蕴涵的"独创力量",则至今令人着迷,也许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回到启蒙时代的原因.     

欧陆刑罚力度的启蒙

欧陆是近代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刑法文明的摇篮。欧陆刑法自启蒙时期以来,一直主导着世界刑法发展的方向,在刑法近代化和现代化中起到了典范作用。刑罚力度的轻重是刑法文明的标杆,也是刑罚文明的衡量尺度。但在中世纪及以前,欧陆刑罚力度的设计与运用表现出来的也是野蛮和残酷,欧陆刑罚力度也存在着一个启蒙过程。     

杜维明“启蒙反思”论述评

由于启蒙运动及其精神遗产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启蒙反思成为当代人类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在肯定启蒙精神积极意义的同时,亦必须正视启蒙精神的三大盲点。在此基础上,要通过调动包括非西方文明与原初传统在内的多方资源,在对话中超越启蒙心态,成就多元现代性。儒家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可以在自身、社群、自然和上天四层面为超越启蒙凡俗的人文主义提供思想资源。前辈现代新儒家主要是要将儒家思想在基本精神方向上纳入启蒙理性的范畴之内,与之不同,杜维明更为自觉地突显了儒家思想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的不同取向。如何更完整地突显建立在儒家智慧精神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是现代儒学有待进一步解决的课题。     

《资本论》的反启蒙实践：理论境遇与批判进路

《资本论》是理清马克思与启蒙关系的关键性文本。有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只是延续着资产阶级的启蒙路径,做了简要的修补与完善工作。这种误解极大降低了马克思反启蒙的理论贡献,很容易将之划入一般启蒙思想家的行列。《资本论》作为反启蒙的巨制,直接澄清了现代启蒙的实质就是“资本-启蒙”的模式,在这样的原则高度上,穿透资本建构启蒙的诸多幻象,直接批判启蒙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资本论》提出超越资本启蒙、重置未来社会的革命,即以无产阶级革命超越资本启蒙。     

从《启蒙辩证法》的批判逻辑看技术恐惧

技术恐惧是现代技术治理的重要内容，关系到科技社会的和谐、健康和持续发展。从启蒙的辩证发展来看，技术恐惧渊源已久并具有内在必然性。《启蒙辩证法》把摆脱恐惧、成就主体性作为其启蒙批判的中心线索。启蒙的辩证发展蕴涵着恐惧的演变逻辑，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既是启蒙的必然结果也是启蒙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启蒙精神在使人类摆脱自然恐惧之后陷入技术恐惧，消除神话的同时编织了技术神话，在自然面前彰显的主体性沦为技术的附庸，创造技术帝国把人类导入新野蛮时代。技术恐惧治理需要改变传统启蒙理念下工具理性的技术定位和资本逻辑锁定的技术创新路线，需要再启蒙。不同于传统启蒙精神，其目的不是要根除技术恐惧，而是要正确看待技术恐惧现象，学会在恐惧中前行。     

文学溯源·现实映射·信仰启蒙——中国现代作家的神话功用观

以反传统姿态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高扬理性与科学的旗帜,倡导以现代生存体验和人生思考为主要的表达对象。然而,现代作家却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讨的双重维度上对古老的神话资源极为关注,并形成包括文学价值、现实意义和信仰功能在内的神话功用观。在文学价值层面,神话作为文学源头的元典性价值得以重新确立;在现实意义层面,现代作家将远古神话与现代社会的现实思考紧密结合;在信仰功能方面,现代作家借助神话中蕴藏的强大信仰力量融注了启蒙的时代追求。中国现代作家的神话功用观既是对中西方文化传统的秉持与反思,也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现实思考与文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