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元治理:创新社会救助治理的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对社会救助事务的合作共治,其主要特征有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系统性、方式的参与性和目的的公共性。"元治理"是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组合,旨在达成元治理参与者公认的最优化治理结果。"元治理"与社会救助治理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而"元治理"相对于其他治理范式或方法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主导模式下的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发展不平衡,并缺乏"治理的治理"层面的统筹协调。为此,应当借鉴"元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创新社会救助治理,既优化社会救助领域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功能作用,又促进三者之间的协同组合。     

农村治理如何从传统化向现代化演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当前,我国农村治理依旧处于传统化的模式,其表现在于:在管制理念作用下,政府治理处于被动状态,干预、越位、错位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的治理现代化要求,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对"三农"问题的治理提出具体要求,其演变的要点在于:从"政府导向"走向"政府负责"、从"分配调整"走向"减弱控制"、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本文认为,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创新、扩大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协同治理力量向基层下沉、注重城乡整体性治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以此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企业合作关系治理的理论及分析框架

快速变革的技术及市场,使得企业仅仅依靠内在能力和资源难以获得竞争优势,还必须依赖和其他企业的"关系".企业嵌入在与关系方构成的复杂网络中,企业合作关系既有成功的可能,也存在失败的风险.关系治理是一个组织采用适当的治理机制,以积极和持续的态度,管理组织间行为的过程.合作关系治理的理论体系是以关系治理的基础理论为支撑,对合作关系进行的过程和结构治理.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了治理的框架,资源依赖理论分析了治理的关系纽带,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从关系网络结构和价值创造的角度提供治理的视角.关系治理的过程指关系的建立、持续与评价等,关系治理的结构包括以契约为中心的治理和以关系为中心的治理.     

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是“十四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之一。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治理的微观主体，明确其治理职责，承担治理责任，强化治理作用是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基础。在界定企业数字经济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从数字化使用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引领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指标体系，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各省的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格局和“高、中、低”梯度分布的发展特征。第二，从全国层面看，数字经济治理技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均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数字经济治理技术对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第三，从地区层面看，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四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及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治理技术和治理环境；中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受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的影响更大；西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则明显来自治理人才的驱动。     

从“快治理”到“慢治理”——协商民主的治理节奏及其转型

国家治理是动态演变的过程，构成了特定的治理节奏。治理节奏是对治理过程的速度及其变化的描述，包含了快与慢的不同样态，是观测和理解国家治理变迁的重要维度。加速与减速是治理节奏变化的两种基本动作。加速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也建构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主旋律。但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也提出了审慎或适度的减速要求，推动了治理节奏从快到慢的转型。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多元主体的参与，增加了治理过程的动作，提高了协同活动的密度，拉伸了治理活动的流程，也优化了国家治理的节奏，具有让治理节奏慢下来的重要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加快治理动作的速度，增强治理过程的回应性和敏捷性，也需要更加审慎和精致的治理，建构进退裕如的治理节奏。     

农村社区微治理研究基本问题论纲

农村社区微治理是一个崭新的研究命题.它立足村庄的视角研究农村社区治理问题,力图建构以"微治理"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为此,在对农村社区微治理概念界定的基础上,重点从知识资源、 框架、 内容三个方面探讨农村社区微治理研究范式的建构.最后提出了该研究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预期,并提出了农村社区微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宏观治理只有通过微治理才能落到实处、 造福民众的观点.     

准确把握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内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事关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改革,更引发省、市、县乃至乡镇等各级党委政府全方位深入变革,是关乎我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人民群众福祉的一件大事。本文在阐释治理、基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并提出实现途径,论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加强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当前农村乡规民约建设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乡规民约是一种内生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规范,在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的总体格局中,它又被赋予了现代化社会治理资源这一新的属性。如何将乡规民约更好地运用于当前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切实发挥其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软法、社会粘合剂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讨论当前乡规民约制定和施行过程中的三个重要问题：乡规民约的现代化改造、乡规民约的内容定位、乡规民约的效力保障,并从加强乡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及国家权力对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的适当介入、明确乡规民约相对于国法和村民自治章程的规范领域和功能定位以及规范乡规民约的民主制定程序以使其最大程度体现村庄成员的合意这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网络治理：公共治理的新形态

文章以公共行政学的视角,对公共治理的最新发展成果——网络治理理论,就其特定的学术背景、理论内涵和特征,以及网络治理理论本身存在的不足与困境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治理:社区建设的新视野

文章先简要介绍治理理论提出的历史、治理理论的涵义及主要论点、治理与统治概念的区别,然后由治理理论推导出社区治理的概念及其涵义,通过对国内社区治理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得出“由社会控制到社区治理的转变是社区建设的需要和必然”的结论,从而为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目标的实现提供新的理论视野。     

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关系探讨

公司治理作为公司治理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创生秩序，主要调节人的自然属性，治理完备契约。而公司治理文化作为公司治理制度的升华，是一种自生秩序，更注重调节人的社会属性，治理非完备契约。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两者之间是既互补又替代的关系，因此在治理企业时，要把治理制度的设计与治理文化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奏效。     

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关系探讨

公司治理作为公司治理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创生秩序,主要调节人的自然属性,治理完备契约。而公司治理文化作为公司治理制度的升华,是一种自生秩序,更注重调节人的社会属性,治理非完备契约。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两者之间是既互补又替代的关系,因此在治理企业时,要把治理制度的设计与治理文化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奏效。     

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在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能源治理、能源管理与能源监管

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科学界新兴起的分析范式，其突破了传统的政府—市场二分法，是一种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视角下的多元协同管理。国家层面的能源治理是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多中心决策、良性互动的协同管理。区别于传统的政府能源管理，能源治理注重发挥社会“自组织”作用。当然，能源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管理是能源治理体系的核心子系统。政府实施能源管理可通过税收、补贴等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激励引导，也可通过规则和标准约束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亦可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或者服务。而能源监管是能源行业管理职能的一种，其区别于其他管理职能主要在于管理手段是约束性的，具有法定的强制性。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社区治理研究

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与进步,社区治理都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是一个高速运转时代,使得社区治理变得愈加困难和复杂,如何将新科技更好地运用到社区建设之中,将"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创新方式方法相结合将是大势所趋。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以杭州市为例研究了我国传统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和进行的一系列创新,并以南宁市"智慧南湖"为例,从成果和缺陷两个角度分析了目前我国"互联网+"思维下的社区治理现状,并从认识、参与度、信息共享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希望能为未来的社区治理提供一些思路。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广告多元治理研究

公共治理的主体、客体、主要方式和治理目标,决定了公共治理理论在广告监管部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监管思维和监管内容,也适用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手段。在公共治理理论视阈下,广告公共治理的宗旨是保护公共利益,前提是依法行政,目标是提升监管效率,关键环节是政府主导,可靠保障是不断创新监管治理机制。构建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多元广告监管治理体系,应致力打造广告活动主体—内部治理、行业协会—内/外部治理、社会监督—外部治理、政府监管—外部治理和法律法规—治理体系之基础这样五个关系链条。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路径探析

本文概括了当前我国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指出了当前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在数据采集、数据共享及数据应用三方面存在不足,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进而提出破解路径需要各级政府部门从数字政府全局谋划,以市域大数据和智慧城市角度出发,聚焦城市治理大格局,通过加强顶层谋划、推进制度完善、完善应用支持、提升应用大众化、加大资源保障五方面着手,回应基层关切,让数字赋能基层治理见实效,实现基层治理的精准化品质化,以此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食品药品安全多元治理新论

食品药品安全治理的价值旨归是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是转型期要素矛盾交互运动作用的结果,集中表现为经济利益问题、监管问题和社会问题。食品药品安全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增量改革,更需要理念重构。从学理上构建以市场机制、监管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三角架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新机制,有利于推进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