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传统与中国哲学重建——来自《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的思想启示

陈立胜先生《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一书试图回到源远流长的儒家修身传统来重建中国哲学。在这部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中，陈立胜先生以其恢宏的历史眼光和深邃的哲学洞见，把儒家修身传统划分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德行培育时代、唐宋变革之际的心灵操练时代、清末民初的“过渡时代”、当今“人机之辨”的新时代，并借着“轴心时代”论中国哲学的起源，对中国哲学的定义、中国哲学的主题、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具体的论述中，该书主要围绕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反省”技术、“知-情-意”的基本领域、“内圣”的终极关怀三个面向展开。可以说，陈立胜先生在该书中的学术努力，不仅穿越了中国哲学重建的双重思想屏障，而且自始至终贯穿着颇为自觉的“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识，已然呈现出一种“通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的新气象。     

会聚技术的发展与NBIC鸿沟

随着会聚技术的发展,人类能力空前增强,由此而引发的平等、公正等伦理道德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会聚技术的发展导致“NBIC鸿沟”,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研究角度看,会聚技术研究的起点、过程和结果都存在不公平;从应用角度看,会聚技术将加大人与人之间、群与群之问的不平等.     

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视域下人类增强技术的哲学考察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是具有现代高新技术典型特征的“小写的技术”，它对人类认知、情感、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干预和调节与人类传统观念发生了激烈碰撞，催生了诸多哲学反思。其中，兼顾描述性和规范性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理论框架，对于从技术内部的层次结构、形成过程和演化机制等经验层面，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系统描述具有充分潜质。为此，在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理论框架下，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转向后的伦理学、技术方法论等维度的探索与反思，保障了对人类增强技术“本身”的关注，在过程和情境中动态把握人类增强技术演化方向，在批判后达成一种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的“重建”，有助于促进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     

叙事认同与自由意志——道德增强的神经科学伦理问题研究

诉诸先进神经科学的道德增强技术可以直接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但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自由意志、自主性、同一性等伦理问题的思考。面对道德增强技术是否干预了人的自由意志这一问题，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展开了争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人是否在道德增强前后保持了身份与自我的连续性，即论证道德增强会不会影响人的自由意志。通过对叙事认同理论的解释与分析表明，适当的知情同意程序可以使道德主体积极地融入叙事身份的被动变化中，从而维护人的自由意志。     

浅论孔子的“中庸”方法

浅论孔子的“中庸”方法傅长吉，李振玉孔子的“中庸”说，熔人类的智慧和道德于一炉，是人类精神的精华。展示人类智慧和道德的“中庸”方法，既是人类思维的一般方法，又是人们修身处世的方法。一、孔子的“中庸”方法是人类思维的一般方法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思维方法是...     

《说》·新物理学·终极——从一个角度谈鲁迅精神遗产的独异性和当代意义

鲁迅写于1903年的《说》热情预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发生革命性的大变化,当时的鲁迅已经站在自己民族理论思维的制高点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大革命性理论推翻了经典物理学绝对时空观与静态物质观的基本预设,而时间终结问题的提出,是对人类有始以来曾经拥有的精神理想的重大挑战。这促使鲁迅在五四落潮之后,大大地偏离了五四时代所倡导所理解的近代科学精神与近代科学方法,超越五四时代所崇尚所宣示的知识图式与知识谱系,进入更深邃的精神追问和哲学质询。生逢千年之交的中国人正与一个独特的时代相遇,面对各种“终结”说,面对“永远”的消解和形而上的消解,鲁迅思想的犀利性、前瞻性,他思维方式的独异性、悖论性以及他在“终结”与“中间物”、“虚无”与“实有”之间所做的抗争和所表现的智慧正凸显出当代意义。     

人类正在走向知识与权利社会

一、世纪之交:知识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人类正在走向世纪之交——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一个对于国家发展和人类的命运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关头。 历史的足迹表明,世纪之交既会给人类敏感的心灵带来伤感和迷惘,但又常常会给人类知识、人类文化精神的重大突破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以往,思想家们曾用“信仰的时代”、“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今析的时代”等艺术语来标示不同     

论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之异同

“功夫”/“工夫”一词既有技艺义，又有修身义。在儒家修身学中，“志道”（学道）与“游艺”（学艺）均是君子修身之道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修身功夫/工夫与技艺功夫/工夫在“目标定向”“时间历程”“自身反涉”三个面向上既相通又不同，揭示其异同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修身功夫/工夫的意涵。     

艺术终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艺术终结”是当前国内外文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的艺术终结研究主要围绕“艺术终结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艺术到底会不会终结？”两个主要问题展开。对艺术终结的理解直接影响对艺术是否终结的判断及其判词的说服力;反之,对艺术是否终结的判断又会影响对艺术终结的理解。我国对这两个问题存在一定的误解与简单化倾向,这不利于继续推进与深化艺术终结研究。     

艺术终结研究：现状与问题

“艺术终结”是当前国内外文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的艺术终结研究主要围绕“什么是艺术终结”以及“艺术会不会终结”展开。通过评析总结二十年来国内艺术终结研究的状况认为：我国的艺术终结研究存在缺乏对话争辩、缺少艺术批评、缺失理论建构等问题，可从方法性、历史性、当代性等方面进一步拓宽思路、深化研究。     

寻找不确定时代中的疫情治理：困境与出路

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时代，2019年底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流行与爆发更是让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征愈发凸显。本文以2022年上海疫情治理中的三个不确定性因素为例，分析其超出常人认知范围的特征，文章认为，在充斥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必须改变已有的“求稳”思维模式，树立起韧性治理、差异化、自主性和复线发展观思维。同时，应急事件的策略和机制也必须基于纷繁变化的情势做出必要调整，才能从容面向未来“无常”的挑战。     

道德增强技术的反叛及“道”对其的指引

道德增强技术以不同于传统道德教育手段，降低传统教育的时间与空间成本来调节人类的道德动机，实现人对“善”的目标追求。技术增强的效果促使人类行为无一例外地趋向“善”，这是否是屏蔽人类自由意志对恶的判断能力，是否是对自由意志的反叛？趋于“善”实现人类的进步，预示超人的降临，但是技术加持的超人如同“赛博格”，这是否又是对人性的反叛？两次反叛的重心显示出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技术要以“自然”的道家伦理去实现人，而不是把人作为手段，才能消解两次反叛带来的伦理沉思。     

《大学》“间架”与现代德育模式

《大学》“间架”就是“大学之道”。它以修身为本，以八目为环节，以至善为目标，构成了儒家纲目结合、知行统一的德育模式。在新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对《大学》“间架”加以批判地改造，一方面，吸取《大学》“间架”中修身为本、慎独、知行统一等合理成分。在德育中坚持知行统一，深化行这一环节，使修身与家、国、天下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剔除《大学》“间架”中封建主义、唯心主义因素，打破其内圣外王的封闭的德育模式，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组成的立体动态的现代德育模式，并遵循实践第一的原则，使该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悔过自新”另解——一种积极而简捷的修身思想

通常所说的“悔过自新”难以有效地发挥修身的功能。明末清初的著名儒者李颐将“悔过自新”改造为一种积极而简捷的修身思想与方法。通过汲取其中的精华并加以适时改造，“悔过自新”可以成为一种适合在当前社会进行倡导的修身思想。“悔过自新”的修身思想兼有理论性、现实性与可操作性的特点，它在推动个人复归其善良本性从而实现“人与自身”和谐的基础上，能有助于社会和谐的实现。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

在20世纪末“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叫嚣的西方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发展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用生产的观念连接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有力证明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有力阐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现实有效性，从而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价值。     

论二宫尊德的修身之道及其现实意义

二宫尊德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和农政学家，他的思想核心是报德，即报答天地、人类、社会的养育之恩、培植之情，以发展经济、富民强国，构建和谐社会。而报德首先要从自我修养做起。因此，他兼采神、儒、佛学，尤其是儒学的精髓，形成了自己的修身之道，即“至诚、勤劳、分度、推让”之道，并通过实践律己律人，从而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二宫尊德虽已故去，但其修身之道可为现代人学会做人，贡献社会的镜鉴。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智能时代身体主体性的颠覆与重构--兼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主体间性

超人类主义者预言的赛博人、电子人正成为现实,基于深度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的实现,越来越智能的技术正在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智能时代人类的主体性也亟需重新审视与重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作为中介或客体的弱人工智能主体性表现为被奴役的“他者”,本质上是依附于人类意识的“奴隶”。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具有自主意识的强人工智能则具有主体地位的可能性,人类与强人工智能在“主体—主体”的关系模式中将会走向共存于世界之中的超主体性。由强人工智能和人类分别演化的虚拟人和虚拟智人,其主体关系的特点表现为在场交流,虚实空间延伸,以及共生关系。     

新媒体时代民间藏书的机遇与挑战

一、新媒体的内涵及特征
　　现在大家谈新媒体比较多,用新媒体也比较多。所谓“新媒体”其实是一个相对于传统旧媒体而言的概念,指新的数字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脑、无线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我们所谈论的“新媒体时代”是指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诞生以来的这一历史时期。新媒体时代以数字传播、网络传播和全球传播为主要手段,其特点主要是数字化、互动性、个性化和主动性。数字化是本质,互动性是表现形式,个性化是一种延展,主动性是受众被赋予的无限选择权。完全开放式的信息传播,使受众摆脱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网络阅读出版信息,查找资料[1]。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传播方式的改变：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新媒体对旧媒体影响很大,但它与旧媒体并非对立关系,正如传播学界所公认的那样,新旧媒体之间并非替代性关系,而是融合共生关系。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观点更为激进,他主张“媒介即万物,万物即媒介”。他赋予电子媒介以“技术神话”的色彩,他预言,“在电子技术下,人类的全部事务变成学习和掌握知识……时间和空间在瞬时信息时代双双化为乌有”,人们的交往方式将“重新部落化”,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地球村”,换言之,新媒体技术将同时带来“时间的终结”“空间的终结”和“权力的终结”[2]。     

人与结构 ——结构主义对主体之人的终结

结构主义把自然科学的“结构”思想在人文科学领域作形而上学的误用，通过对语言、历史、人类心灵、知识文化的“结构”分析，实现了理论上的人与语言、历史、知识文化关系的颠倒，把人置于一个非主体的地位，并宣称传统人道主义的人已死亡、终结，希图以此拯救传统人道主义造成的现代性困境。然而，结构主义思想在理论上是不完善的，且对人“理论上”的结构化、物化理解，将加剧主体人“事实上”的僵化以至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