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     

国外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建设的经验及借鉴

权力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的一种内生性的政治文化力量,它是维护整个乡村地区稳定与发展、防止外来侵袭以及保护文化传统与权威的隐含力量。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国家均依托其原生文化理路,构建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模式,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具象场域。总结和借鉴各国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发展经验,有助于拓展我国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和建设的视野,促进乡村社会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幸福宏图的早日实现。     

乡村性事件：一个有关文化与权力的讨论

在乡村社会场景之中,性事件往往不仅仅是性事件,更是文化事件、权力事件。在乡村性事件中,一方面,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与权力在性事件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性事件往往就是一个乡村社会场域中文化和权力的关系结构和运作逻辑的外显形式。另一方面,处于某种社会文化与权力关系中的性也以事件的形式,不断地调动着社会中的权力和文化资源,制造出新的性道德文化和性权力秩序来为自己服务。     

云南内地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论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也重构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此后推进有计划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从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的实践看,土改初期由于基层政权多为旧体制的维护者控制着,造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产生隔阂。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通过具有桥梁作用的土改工作队深入一线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国家权力越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实现直接互动,新的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成功构建,确保了新政权的规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得以确立,最后重塑了乡村基层政权,完成了国家权力下行到乡村的任务。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权力的社会文化逻辑——兼论乡镇政权的政治文化生态建设

基层政权的权力运行作为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独立变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形态。历史的考察则进一步揭示了地方基层政权权力运行的独特逻辑及其与乡土文化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基础之上,现实乡镇治理权威的流失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导源于其与乡村文化社会基础的脱节。因此,乡村的治理突破地方权力的生存逻辑转而通过权力的文化经营建设一个良好的农村政治文化生态成为了必要与可能。     

1949－1957年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的研究

1949-1957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权力的下沉。下沉主要是通过运动建政;革命建政;政党建政三种方式进行的。农村政权建设的焦点、难点,是乡村社会的动员、协调与控制问题。支前反霸、镇反土改、互助合作等运动,既使国家权力纵向上达至区、乡、社队层面,横向上扩展到农民的生产、生活领域;又使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的重组、重构。它们的实现,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演进程式,动员、协调、控制中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从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紧张和冲突。醴陵县的个案研究,就是从这两者的互动轨迹来揭示其复杂面相的。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启示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下简称<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方法之特色,认为该论著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方法论启示意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的凝缩启发研究者在当前乡村社会研究中去重视分析性概念的提炼,并以这些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与设计实证研究方案;文化视角的选取很好地弥补了国家-社会研究架构的不足,使我们对乡村权力各参与因素、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能较充分地把握;历史脉络的梳理和铺垫,使我们意识到只有弄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前提,才能确定合理的问题研究取向.杜赞奇在本书中综合多种研究传统,使用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表现了融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民主改革与羌族地区乡村政治变迁

通过对羌族地区民主改革与乡村政治变化的系统梳理,文章认为,1950年代羌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是以政府主导实施的以国家强制力量推进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通过民主改革,国家权力通过各级正式权力结构渗透到羌族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了村寨,形成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乡村政权.党政权力取代了羌族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了羌族社会乡村政治状况,最终将羌族地区纳入国家的一元化政治制度之中.     

20世纪9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权力书写

20世纪90年代乡村小说通过对乡村中存在的权力事实和权力运作的书写,揭示了权力文化泛化的深层原因,以及权力与金钱融合、基层权力斗争在乡村现代化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公正的缺失,并由此确认了启蒙立场的必要性.     

空间力量与象征表达——贵州三门塘的“邪气”与权力关系

在三门塘人的头脑中,除了一张阡陌纵横的房舍地图,还有一张标识着象征力量的空间地图,＂邪气＂就是这一空间文化中的维度之一。＂邪气＂的力量一方面源自空间本身具有的自然物理特征,另一方面也是人的活动与这一空间交互作用的结果。＂邪气＂的强弱与不同姓氏在村落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相关,它使村落内在秩序合理化。在不同历史时期,＂邪气＂也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乡村冲突——评谢建社《冲突与和谐》一书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在乡村群体性冲突中，重新登上地方权力平台的宗族权力无可否认成为地方权力运行中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宗族权力是对地方正式权力运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一种地方非正式权力。如何来深入地掌握这种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其与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之能够与地方正式权力有序和谐地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当中？这是值得社会学者认真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空间力量与象征表达--贵州三门塘的“邪气”与权力关系

在三门塘人的头脑中,除了一张阡陌纵横的房舍地图,还有一张标识着象征力量的空间地图,“邪气”就是这一空间文化中的维度之一。“邪气”的力量一方面源自空间本身具有的自然物理特征,另一方面也是人的活动与这一空间交互作用的结果。“邪气”的强弱与不同姓氏在村落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相关,它使村落内在秩序合理化。在不同历史时期,“邪气”也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治理精英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研究

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与30多年来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构成了农村权力结构的新动态。目前,针对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大都以农村治理精英为落脚点,可以概括为农村精英的划分、农村治理精英变迁以及精英动员这三个方面。以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探讨农村权力结构的相关问题,提出构建上下互动、协商式的治理方式,从而形成以政府为引导、农民广泛参与、政民相互协商、多方密切配合的多元化现代农村治理格局。     

简论国家权力在乡村社区的沉降——以晋祠难老河会为例

以二〇〇五年农历六月十四、十五两天在晋祠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国家权力在乡村社区的沉降进行初步研究,旨在阐明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区的过程及乡村社区对国家权力进入的适应与冲突。     

性的乡村社会表达:基于北方乡村 几起性事件的典型研究

在乡村社会当中,乡村性事件往往超出自然发展和存续的范畴,多数情况下成为了村落社区成员自觉的文化和权力建构。换句话说,乡村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评判的不断附着,正是在村落社区成员的自觉并且不间断地努力延续下完成的,是主流乡村性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社会表达。     

冬学与山西根据地乡村新权力阶层的生成

在以往宏大的革命叙事背景的视角下,根据地新权力阶层长期在研究者的视阈中失语。作为根据地乡村新的有权阶层,冬学为他们提供了革命思想启蒙、觉醒、成长的环境。乡村新权力阶层的形成,推动了根据地政治生态的重构,使中共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组织真空,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干部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