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高校网络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事业的快速发展,高校群体性事件已经不仅仅发生在现实世界中,以网络为载体的群体性事件接踵发生,而且形成了网络与现实交替影响、相互放大的特点,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密切关注。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各种信息借助网络快速传播,对现实中的事件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增加了处理难度。这些频繁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给党和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高校管理工作增加了新的难度。     

治理异化：农村发展内卷困境的一个解释框架

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地区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投资低效益”的内卷困境。华北燕城村项目进村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无用、不实用,不及时、不落实,不适用、不科学,有前劲无后劲”等问题,使得大量的投入低效运转,造成资源浪费。农村发展中的低效内卷困境,说到底其实是治理的低效困境。治理的低效只是表象,治理的异化才是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暗力量”。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治理方式、治理目标的异化反映了乡村治理所依托的微观政治社会系统内部的病症,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与投机型经纪

村级政治运转的派性逻辑是乡村治理低效的根源。“向内人情”催生“派性逻辑”,村级政治陷入宗族派系掌控之中。为此展开的复杂化制度安排却束缚了治理活力,造成“制度过载”格局。村庄官僚通过“策略规避”逃脱制度制约,继续依据“向内人情”机制为“自己人”服务。向内人情→派性逻辑→制度过载→策略规避的循环系统构造了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体系。村级政治派性逻辑的一个社会后果便是产生了“投机型经纪”这一新经纪类型,“投机型经纪”又反过来成为派性逻辑的制造者和推行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抑制与消灭“投机型经纪”是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紧迫任务和基本路径。     

农村随迁老人家庭再嵌入的动力与张力

在家庭化迁移背景下,家庭再嵌入正在成为随迁老人及其家庭面临的重大问题与现实挑战。成功的家庭再嵌入不仅有利于随迁老人顺利市民化,而且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随迁老人家庭再嵌入的动力在于:贫困倒逼、创造美好生活与正哺延续。随迁老人家庭再嵌入的现实张力来自生活模式的碰撞、日常的生活博弈以及刚性约束的打破。通过考察随迁老人家庭再嵌入的动力与张力可以发现,随迁老人责任日益核心化,但在家庭中的地位却呈现边缘化。解决好农村随迁老人家庭再嵌入,首先应积极营造随迁老人贡献的正面宣传;其次要积极构建家庭内部的民主机制;最后要构建专业化支持体系,帮助随迁老人顺利融入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