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过剩的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在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及随之而来的外汇占款、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企业与政府储蓄,以及国际投机性资本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导致了目前国内市场上资本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对商业银行、宏观经济及资本市场造成深远影响,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治本之策在于决策部门加强宏观调控、实行源头控制。     

负债水平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

家庭经济脆弱性反映了居民家庭可能陷入财政危机的状态,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下,中国居民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负债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债规模扩张显著提升了家庭经济的脆弱性,资产负债率每增加1个标准差,家庭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约增加0.91个百分点。居民健康状况、应急储蓄在负债与家庭经济的脆弱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家庭负债的增加,会导致户主健康状况恶化,降低家庭应急储蓄水平,从而加剧其经济脆弱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更容易受到金融排斥,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更差,家庭经济脆弱性更高;同时,领取政府补助和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强,家庭经济脆弱性更低。因此,政府应当重视引导居民家庭合理负债,构建更加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必要时提供适当的应急储蓄,以提升居民家庭的总体福利水平。     

现收现付制对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面临的养老保障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能否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也备受争议。在家庭养老背景下,引入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和父母对子女的部分利他假定,去分析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对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必要。虽然现收现付制降低了储蓄,但对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具体取决于父母对子女的质量的偏好,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份额以及老龄化程度。     

资本管制下的国际冲击传导和经济稳定

文章建立了一个能反映中国经济特征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研究资本管制下,中国经济对外汇市场和国际贸易冲击的响应特征,以及放松管制对经济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当前资本管制的效果与完全管制的情形基本一样.净出口会对利率平价形成较大贴水,且外汇市场冲击的持续性较低.(2)外汇市场冲击主要通过国际风险分担机制影响国内消费和净出口,资本管制会抑制风险分担机制的发挥.资本管制使贸易冲击被迅速抑制,但会对其他国内经济变量产生滞后影响.(3)资本完全流动确实会显著提高经济波动,但在当前资本严格管制下,适度放松管制不会影响经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产出、消费和利率的稳定.     

消费价格中的居民收入与居民储蓄

价格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使人们一直想弄清价格决定的基本原理。间接反映消费价格的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居民消费水平等,其中恩格尔系数是常用的评判依据。从1978年以来居民收入与恩格尔系数之差逐渐加大,由此居民储蓄增加成为可能。居民储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收入增长速度,出现"超储蓄"现象。居民储蓄成为价格波动的一个影响因素。居民储蓄破坏了消费品的产出和购买之间的供求平衡,同时又实现中间产品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供求平衡,这同样使总供求均衡无法实现。减少今天的消费等同增加将来的消费。那么,假设减少今天的消费导致消费品供大于求,而这将增加存货,那么中间产品即便增加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国际收支“双顺差”原因分析

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现象加剧，外汇储备也随之增加。分别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两个方面进行顺差原因分析，指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储蓄投资失衡，鼓励出口政策，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引起国际“热钱”的流入。     

生计资本对职工家庭参与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内蒙古国有林区的调查数据

生计资本是职工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林下经济产业作为国有林区停伐后职工家庭的主要生计策略选择之一,探讨生计资本差异对职工家庭参与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依托英国国际发展部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结合内蒙古国有林区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计资本差异对职工家庭参与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计资本对职工家庭参与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自然资本对参与发展林下经济产业的意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路径系数为0.086),高于社会资本作用(路径系数为0.037);金融资本对参与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具有负向显著作用(路径系数为-1.250),低于人力资本作用(路径系数为-0.131);物质资本对参与发展林下经济产业意愿具有正向作用,但其不显著,可见生计资本的差异会直接导致参与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意愿。因此,政府应从职工家庭的不同诉求出发,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促进职工群众就业,促进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停伐后国有林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保险企业投入产出实证研究

中保集团的产出过程存在规模经济。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会使产出有更大的增长,因此应该扩大劳动力、资本的投入,以期获得规模收益。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大于资本的产出弹性,宜加大劳动力投入的增长速度,减慢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原有采用的技术对业务收入的贡献小,应引进先进技术,以提高技术进步对保险事业的贡献率。     

刺激消费政策对重庆经济影响的实证检验

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就刺激消费政策对重庆经济影响做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与储蓄的关系不存在一定的长期稳定关系,并且证明通过降息来分流储蓄对消费的刺激并不大。就重庆而言,出口对消费影响不大,而增加职工工资和扩大政府投资却能不同程度刺激消费。     

我国经济外部失衡影响因素的量化分解与评估

由于国际分工的影响,我国成为一个工业品生产与出口大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主要是由经济内部失衡导致的,包括储蓄率过高,消费不足,投资过热等。因而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因素为：我国的消费（C）和投资（I）和储蓄投资差额（SI）。但是如果从中长期来考虑的话,汇率因素无疑也会对外部失衡造成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物价影响的实证分析

国际资本流动代表了购买力的跨国转移,会通过基础货币和国内信贷配套两个途径导致中国物价上涨,对国际资本流动与物价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并从实证研究角度确定其具体影响,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物价确实产生了影响,呈现出正相关性,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要保持物价稳定必须关注国际资本流动。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居民储蓄研究

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家庭储蓄和消费的变化,首先老年人口必然倾向于消费而减少储蓄,所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出现家庭储蓄的不利,进而降低社会储蓄率,再结合经济发展规律,人口老龄化很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如果社会养老保障不足,反而会加强人们储蓄的动机,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的关系存在复杂的变化。文章从理论和文献研究两个方面论述人口红利理论。同时,由于养老金为代表的社会政策可以影响到居民储蓄,在此最后利用中国数据探讨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居民储蓄的关系,并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和养老金角度分析了构建中国家庭较好的储蓄和资产配置的社会政策建议。      

出口导向、浮动恐惧与全球经济失衡

在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推导一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条件下全球经济失衡的模型,从出口导向、浮动恐惧、国际美元储备和美元环流角度对全球经济失衡进行分析。把全球的国家分为储备货币国和非储备货币国。由于存在“浮动恐惧”,非储备货币国对储备货币国往往采用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非储备货币国如果希望通过出口导向战略来促进经济增长,则需要以非储备货币国国内信用创造或国际储备不断增长为条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多次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采用国内信用创造增长的方式而采用积累国际储备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这导致了非储备货币国的国际储备越来越多。同时,根据储备货币国家和非储备货币国家的对应关系,储备货币国的经常账户会产生逆差。非储备货币国家的国际储备又通过资本和金融账户流回到储备货币国,储备货币国产生了大量的对外负债。这种情况的持续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     

我国储蓄——投资失衡与国际收支双顺差

国际收支双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直接原因。我国国内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在存在过剩储蓄的情况下又过度依赖外资,这种国内储蓄一投资失衡的状况是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从资本市场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发展失衡、内需不足这几个方面分析了国内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的原因,并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刺激消费政策对重庆经济影响的实证检验

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就刺激消费政策对重庆经济影响做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与储蓄的关系不存在一定的长期稳定关系,并且证明通过降息来分流储蓄对消费的刺激并不大.就重庆而言,出口对消费影响不大,而增加职工工资和扩大政府投资却能不同程度刺激消费.     

社会资本、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

社会资本与宗教信仰会对个人与家庭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3年在全国范围的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社会资本与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更大;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所在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会显著增加约3个百分点;同时还发现,农业生产经营会对农村家庭创业产生"挤出效应";风险爱好型受访者所在家庭更倾向进行创业。     

虚拟经济的内涵、影响及发展对策

虚拟经济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不稳定性、风险性和投机性。它的功能在于动员储蓄转向直接投资。这有利于分散经营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便利资本流动和产权复合,从而加速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培育和繁荣国内金融市场。但它也有负面影响,即可能会促生“泡沫经济”、其波动会对实体经济需求产生剧烈震荡、它可能会成为监管和税收的“盲区”。发展虚拟经济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有利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行、有利于汇率的调整,也是适应资本项目开放的需要。为了促进虚拟经济发展,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鼓励金融创新,要注意保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管和健全保证虚拟经济健康发展的配套措施。     

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储蓄和经济增长

资本形成是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以资本形成为核心,增加资本存量,优化结构,推动社会经济水平整体跃升的经济成长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存在巨大的市场供求缺口的情况下,加快资本形成,促进经济结构转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储蓄是资本形成的主要资金来源,经济转轨时期的储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资本外流对我国金融体系冲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美国特朗普经济政策刺激和美联储加息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现阶段我国短期资本外流为研究视角,实证研究资本外流对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种类资本流出对金融体系冲击力度不同。FOI会降低我国GDP增长率和M2;FOS会造成人民币贬值,但不会对股票市场造成强烈负向冲击;FOO会冲击RSSE和汇率。所以,短期资本外流对我国金融体系冲击有限,政府须谨慎使用资本管制政策;通过大数据制定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不断加强汇率市场化建设,完善市场价格机制;适当提高短期国际资本进出成本,使其规模合理化。     

教育水平与中国家庭储蓄率

教育水平的提高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家庭储蓄率?学界对于这一课题至今未有定论。利用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和系统GMM模型,可对劳动力教育水平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均教育年数增加1年,家庭储蓄率提高3.15个百分点,滞后1期的人均教育年数增加1年,导致家庭储蓄率降低2.41个百分点,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分组构成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因此,我国劳动力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所能带来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持续提高,会降低我国家庭储蓄率。另外,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组构成对储蓄率的不同影响来看,现阶段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应该充分重视高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政府的层面来看,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降低我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有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