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置观制度述略

作者简述了道教置建宫观的历史,对唐代政府置建宫观的常制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剖析了唐代政府控制置建寺观的重要手段——赐额制度,还对唐代置建宫观的资金来源做了分析。     

唐代寺观钟铭书写及其文学政治意蕴

唐代钟铭创作兴盛的文化背景由先秦礼乐文明转向唐代宗教文化。唐代的钟铭写作受宗教化影响,显示出全新的文体形态和内容,但又固化为特定的模式。唐代文人撰写的寺观钟铭试图在行文和内容上突破程式化书写,可以视为唐代古文创作历程的缩影,体现出古文运动"去陈言"的精神。而唐代帝王对程式化钟铭的书写则蕴含着帝王的政治心态和宗教政策。     

唐代旅游研究

唐代,旅游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盛唐气象的缩影。旅游者不仅有皇室贵族、官僚、文人,更多的是宗教信徒、城乡平民,社会基础广泛。唐代旅游者或往来于离宫、禁苑,或穿梭于园林、寺观,或游走于名山胜境、城区闹市,旅游方式多种多样。他们出游的目的,或为修身、疗养,或为消遣、娱乐,或为观光、求知。     

论唐代乳母角色地位的新发展

与前朝相比，寺观奴婢和雇佣成为唐代乳母的新来源；其社会角色除传统的乳哺、参与家务劳动外，还有辅助教育的功能；唐代，皇帝、太子乳母的爵赏实现了制度化，一般封以“夫人”邑号，封赏对象逐渐扩大；随着儒家礼法的逐渐下移，唐朝士人已基本接受了为乳母服丧、封赏乳母的制度规定，礼敬乳母在唐代成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最后，探讨了引起这些变化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原因。     

北宋寺观政策与数量探析——兼论《谈苑》“今三万九千寺”的“今”字指代

"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今三万九千寺",这是记载北宋寺观数量的重要史料之一。通常认为"今"字指"嘉祐三年",以此为据,得出北宋真宗朝至仁宗朝寺观激增、佛道膨胀的历史结论。然实际情况却是本时期寺观数量不仅未见激增,僧道人数反而出现骤减。这一寺观数量的巨大变化,系因统计方式和范围不同所致,并非社会现实变化的真实反应。史学研究者忽视政治运行及社会现实的实际状况,单纯将数字拿来说明问题,这违背了史学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宋代寺观数量问题考辨

传世的史料中保留下来若干宋代寺院、道观数量的记载,多数学者将这几组数字视为宋代寺观的总数,但这种看法显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因为,此类数字仅为宋代官方登记在册的、符合法定要求的寺院、道观数,而事实上,宋代民间不断兴建寺观,因而存在着大量未经政府赐额的寺观。另外,这几组数字均是将寺院、道观合而为一的,有必要依据现存的一些资料对其进行细致区分。     

东南地区寺观的经济结构及其社会影响

传统宗教文化的诸多形态与东南地区社会经济相互影响 ,凸显出区域特征的文化经济内涵。寺观是此内涵的酝聚场所 ,寺观经济具有不可忽视的经济特质与社会价值。本文试图从寺观经济内部结构和外部影响两方面分析、归纳寺观经济的主要形式和社会作用 ,揭示该地区宗教与经济互动的具体规律。在此基础上 ,作者进一步阐明该地区寺观经济的区域特征及社会影响 ,指出历史上东南地区宗教组织及其活动场所在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社会地位     

唐代放归宫人之民间生活

唐代放归民间之宫人,有选择婚姻的,而不少人青春已误,婚姻未必如愿;有的无家可归,出宫亦如被弃,衣食无着,生活艰难;有寄寓于寺观的,或自愿或被动,剃发为尼或束发为冠,青灯黄卷,聊度残生;有的因现实生活与宫中繁华落差甚大,较难适应.唐政府对放出宫人有一定的生活资助和某些安置措施,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似不尽如人意.     

唐代西北地区农民群体的生活世界

唐代西北地区的敦煌、吐鲁番等地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也是唐代北方干旱区农业文明的重要区域。这一区域农民群体的物质生活、精神信仰和劳作之余的生活空间,是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代表了唐代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常态。通过对这一区域农民群体的社会生活的考察,可见唐代社会生活的基本风貌及农民群体的区域生活特色。     

明清时期宁夏的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宁夏的民间信仰,是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状况的反映。寺观祠庙数量众多,表现了在以佛教和道教为主导的宗教信仰的背景下,民众信仰的多元化,也是社会大众对现实生活需要多元化的反映。民间信仰已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在节日时令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人们祭祀湫水和修建八蜡庙,是对农业丰收的期盼。     

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

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寺院林立、僧人众多，政府与僧团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在政府崇佛政策的支持下，为西夏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本文主要从不同阶层的施舍、寺院买卖兼并土地、高利贷经营、宗教活动、纳钱度僧和亡故僧尼的部分财产施入寺院等方面对西夏寺院经济来源作一简要论述。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佛寺，带动了寺院的恢复；明代中期，僧人是佛寺修建主角，为寺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佛寺，是寺院繁盛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城、东城佛寺较多，南城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相对较少。寺院间距，一般不超过十里，很多甚至相邻相接。明代南京佛寺有名称可数者近210所，总数起码有300所，最多可能超过600所。     

明朝内庙祭祀制度探讨

明初,朱元璋取法宋代的钦先孝思殿,在宫内设立奉先殿祭祀祖先,创立起明朝的内庙祭祀制度。设于两京宫中以奉先殿为核心的内庙,实为明朝皇帝的家庙。其在设置、渊源及祭祀礼仪上,都有一些不同于宗庙的特点,是明朝皇帝祖先祭祀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南北朝佛寺题咏诗初探

佛寺题咏诗产生于刘宋南齐之际 ,而盛行于南朝梁陈两代 ,就其内容构成而言 ,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既言佛理 ,又写景物 ,一类是不涉佛理 ,只写景物 ;佛教的盛极一时 ,佛寺的大量兴建以及佛寺景观审美意识的自觉 ,是南北朝佛寺题咏诗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佛寺题咏诗的出现 ,标志着佛寺从此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进入了古典诗歌的表现领域     

简论出土文献折射的中古情感世界

唐代信教群体的善男信女叠叠大渐于佛寺的事例，从教外视阈反映了当时信教阶层对佛教寺院抱有人生归宿的思想感情。事实上，民众晚年大限弥留之际对寺院的依寄，从生存资源分配律领域内意味着寺院对信徒赋有药物施舍和心理医疗的职能——医疗条件极其匮乏的封建时代，寺院以慈悲情怀延揽病患信众的皈依，突显了佛教对社会关爱责任缺失及时修复、适当补偿的功能价值——中古佛教潜入中国世俗社会之腠理。而中国石窟寺以往出土的教门群体的带有法脉意味的写本文书，则折射出教内人际互动的思想信仰基础。     

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地面佛寺遗址研究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对比前人的发掘资料,根据建筑的功能和用途,结合文献记载,把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两处地面寺院遗址的佛寺建筑分为佛堂、塔院、僧房、禅室、讲堂五类。夏合吐尔寺院的布局特征是以一大庭院为中心,四周环绕这五类建筑的“庭院式”布局,这种布局受到中亚地区和犍陀罗地区的佛寺布局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其中,禅室独立于僧房院外是一个主要特点。乌什吐尔寺院的布局可能是“塔—佛堂—讲堂”的轴线式布局。通过对比建筑类型和分析造像风格,本文认为夏合吐尔寺院和乌什吐尔寺院创建于5世纪,持续使用至9世纪,8世纪时被改造为唐代关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的敦煌寺院经济研究

大陆地区学者对敦煌寺院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进展迅速,在僧侣个体私有经济、寺院的财产及其管理、阶级关系、收支及经济交往、经济经营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须加强对相关的敦煌文书的考释,加深对海外和台湾学者研究成果的了解,重视对交叉领域的研究。     

试论古代藏区寺院的出版事业

文章主要论述了藏区寺院雕版印刷的出版特点和在寺院中结集完成的以藏文《大藏经》为代表的大量文化典籍,充分表明了藏区寺院为我国出版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西域佛教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

新疆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十分丰富。整体而言,西域石窟寺音乐造型有两大体系: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体系和以高昌为中心的中国中原体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体系又有交叉和互相影响。本文结合西域历史和佛教发展史对西域石窟寺中音乐造型的来源、属性、功能和乐器形制等方面进行综合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