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佛静观思想与晋宋山水诗的兴起

流行于晋宋时期的玄佛静观思想是一种哲学认识论,它对晋宋山水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由于静观思想要求主体保持一种虚静的精神状态,因而培养了晋宋文人审美的人生态度;由于玄佛学把山水看作是道的显现,因而使悟道与观照山水融为一体,使静观悟道方式转化为对山水的审美方式。所以,静观思想便成为推动晋宋山水诗兴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2) 静观思想还影响了晋宋山水诗的风格和结构,使其形成了萧散玄静的意趣、清新的景物境界与“山水描写十玄言”的结构模式。(3) 静观思想以独特的认识程序把山水描写引入玄言诗中,随着山水描写成分的日渐增多与玄言成分的逐渐减少,最后发生质变,使山水诗取得了独立的艺术地位。     

论中国古代山水诗学中的"悦性说"

表达主体在与自然山水亲密接触中所获得的物我交契的心理满足和审美愉悦,是许多古代山水诗的主旨.与此相应并伴随着文学的觉醒以及人们对自然山水独特审美价值认识的飞跃,中国古代山水诗学领域里出现了不同于"言志说"和"缘情说"及画论"畅神说"的"悦性说"."悦性说"以心物感应为生活事实依据,以人与自然的妙契冥合为审美心理基础,从孔子"乐水乐山"的审美移情理论脱胎而来,却又在儒家诗论愈趋伦理化之后而与祟尚自然率真的老庄及玄学思想结下不解之缘.它超越感性世界,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肯定人性,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悦性"遂成为后代中国山水诗学乃至中国山水艺术追求的崇高境界之一.     

论山水诗的特殊目的——山水诗形成原因新探

晋宋时代诗人创作山水诗,除给人们提供审美对象外还要以艺术形式再现自然山水之美以供人们观赏,这就是晋宋人创作山水诗的特殊目的。本文从当时山水画、家信中的山水描写、游山志游山记及当时山水诗的具体写作实践,从谢灵运山水诗的“叙事——写景——说理抒情”的结构,从当时“文贵形似”的风气等方面,论证了这一问题。本文认为,晋宋时山水诗、游仙诗、玄言诗都描写刻画自然山水,但它们的区分在于:游仙诗的特殊目的是表达出世理想,玄言诗的特殊目的是阐发玄理,而山水诗的特殊目的则是让人们观赏自然山水。     

山水方滋 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后世学者多据此说,指出玄言诗和山水诗本来就有共同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玄言诗中孕育着山水诗的成份,后因山水诗渐由附庸蔚为大     

略谈杜甫自秦州入蜀山水纪行诗的艺术特色

以描写山水行旅为题材的山水纪行诗,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到唐代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唐以前的山水纪行诗,经历了由客观景物状貌的精工描绘到融情于景的发展过程。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灵运,虽以描写景物的清新、幽美使“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黯然失色,却难免于贵族士大夫流连风景、模山范水之短;继大谢之后,以写山水诗而著名的谢     

论玄言诗的诗体革命

玄言诗在中古并不是另起炉灶的一个诗类,它是玄学时代诗人们援玄理入诗,各传统诗类被逐步玄学化的结果,具有反缘情、抑比兴和尚自然三大诗学特点。玄言诗创作最初的冲动来自时代危局之下诗人们欲以理思消释、放逐情感的要求,遇"物"不再生情,而转向"理"的体悟。悟理渐次胜过缘情,景与情的架构为景与理的架构所取代,赋体化和玄学论辩成为玄言诗常用的结撰手法,比兴模式遭冷落。"玄对山水"的态度使自然获得了独立之品格,佛教观法的渗入也进一步引导景与理的架构获得直观之品格。赏爱自然的传统于是开启,描写技巧随之大获进步,为田园、山水诗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在中古诗歌从缘情到山水、田园的发展过程中,玄言诗成为诗体革新的关键环节。     

从"文贵形似"到"形神兼备"——读孙逖山水诗

从南朝到唐朝,从道家到儒家,"文贵形似"和"形神兼备"属于两个朝代不同的美学理论和审美追求.唐朝诗人孙逖的山水诗中不但体现了从"文贵形似"到"形神兼备"的诗风之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哲学和审美追求的发展.     

论兰亭山水玄言诗的特色及其影响

永和九年的兰亭雅集所赋诗作集中体现了东晋山水玄言诗的特色,其独特的山水审美意识以及其中蕴含的会稽侨寓士族的逍遥情怀,使兰亭山水玄言诗有别于嵇、阮的玄言作品,继而对晋宋之际山水诗的产生有较大影响。     

宗炳与谢灵运:从佛学到山水美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绘画和诗歌领域,山水作为创作题材,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山水审美成为主要审美意识。宗炳的《画山水序》是第一篇山水画论,在美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谢灵运是山水诗的代表人物,其山水诗作体现了具有时代色彩的山水审美范式。宗炳和谢灵运又都是修养精深的佛教徒,都有影响广泛的佛学论著。宗炳和谢灵运都和当时著名佛教领袖慧远有很深的关系,并且师事慧远。慧远作为"神不灭"论的代表人物,对宗炳和谢灵运都有颇深的影响。慧远所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本身就是山水审美的典范之作。宗炳山水画论中的"山水有灵"观念及谢灵运的"顿悟"都与佛教有深刻的联系。宗炳与谢灵运从慧远那里汲取了"神不灭"或"得性体极"的佛学观念,并在山水审美方面有了独具创造的发展。     

慧远与山水诗的发展

慧远将佛教的世界观融入到山水审美中,追求在山水中体悟佛教的真理,形成了成熟的佛教山水审美观。在这种审美观中,佛教以无限为真实的世界观和时间性的心灵构成将主体建构为动态的生命,将云气、声响等无确定相状且具有终结感、虚幻感的物象塑造为山水景致中的前景和被关注的焦点;同时,山水审美活动也被展现为在纵深空间中进行的探索发现式的持续性进程。慧远的山水审美观通过对谢灵运的影响,不但改变了山水诗的审美方式、形式结构和诗境特征,更改变了山水诗深层的世界观和心灵构成。因此,宋初山水诗的兴起不仅意味着诗歌题材由玄言到山水的转换,更意味着士人精神结构和生命感的改变。     

王通的《续诗》与《诗经》

自孔子删《诗》之后,后儒就为之传注之学,不敢越雷池一步。惟隋末大儒王通能承圣人之业,为之《续诗》。王通认为《诗经》显示了世道兴衰之由,亦可用以修身养性;他作《续诗》的目的一是为了明王道,亦要振兴萎靡的儒学,二是要以诗歌的发展变化展示时代的变迁。同时王通对诗又有其美学认识。     

创新求变——杜甫湖南诗歌的重要特色

杜甫在湖南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创作了100多首诗歌。本文主要论述诗人以衰病之躯，仍然在诗歌的体裁、风格和章法上追求创新，追求变化的具体实践。     

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东渐日本的文化结晶,是汉诗最大的海外支脉。在共同的文字基础上,随着对汉诗的不断受容与扬弃,日本汉诗逐渐将域外文化与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走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学传统,同时在语言文字、内容题材、汉诗训读方面创新求变,最终完成了汉诗的本土化嬗变,使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比较论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两个最重要的诗歌现象；精英意识感召下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是朦胧诗的主要价值取向，第三代诗则以鲜明的世俗关怀指向坚持平民立场与平民叙写；朦胧诗常常将个人化的“小”我附着在具有着政治、历史、文化内容，象征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大”我之中，而第三代诗则重在表现个体人的生命体验；朦胧诗通过各种修辞手段，构建了充满隐喻、象征意义的意象世界，第三代诗则将口语的运用推向了极致；朦胧诗奠定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的基调，第三代诗则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向度。     

论《毛诗》与刘桢诗歌

刘桢的诗歌创作深深植根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丰厚土壤之中。它表现为对《毛诗》文本及其经学阐释的吸收与融合,这种吸收融合不仅存在于刘桢诗歌的意象、语汇、表达方式、艺术思维等方面,使其成为建安诗歌吸收融合《毛诗》的突出典范,而且还催生了刘桢的诗学理论观点,并深刻影响到钟嵘的诗歌理论。     

关于仓央嘉措诗作“道”歌与“情”歌之辨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一直是18世纪初谜一样的人物。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最为有争议的人物。一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一是因为他颇有争议的诗作。两者都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学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诗曾有过“情诗”的解读,但人们却不能忘记和抛弃他活佛的身份。本文试图从佛学层面对其诗作进行宗教道歌的粗浅考辨。     

《诗经》与先民之“高禖崇祀”

古人有“崇祀高禖”以求子的习俗.《诗经》中的《大雅     

九叶诗派与中国诗歌的道德审美理想

道德审美理想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诗歌在文化思想方面的主要构成要素。中国诗歌的道德审美理想的本位是国家与群体,其主要内容是国家、民族关怀。九叶诗派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经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中国诗歌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艺术主题,尤其是在揭示现实的负面因素方面显示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在"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之间--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危机与方法论困惑

新历史主义的诗学探索和批评实践是我们建立文化诗学的借镜.但这个流派至今存在着不为国内批评界所重视的命名危机和方法困惑.它先后拥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等标签,理论家在对其归类上面临危机.本文通过对其不同称谓的追根溯源和释名彰义,阐明不同标签间的关系,揭示处于其命名危机深处的方法论层面上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高度紧张,指出与共时方法相应的"文化诗学"和与历时方法相应的"历史诗学"是其观点的两个可以相互补充的方面,并主张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诗学",以保证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完整性与涵盖性.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