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契诃夫小说的叙事艺术

契诃夫是俄罗斯文坛的一颗巨星，他的作品聚焦“小人物”们平淡的故事。本文旨在对其作品从叙述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从巧选叙述视角、故留叙述空白、活用叙述层次三个方面分析其叙事艺术。     

论安德森短篇小说《鸡蛋》的叙述特色

《鸡蛋》是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故事从一个小孩的视角描述了父亲美国梦破灭的故事。本文从叙述结构、叙述视角和叙述语境三个方面来分析《鸡蛋》的叙述特色。     

论《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艺术——从叙述时间角度分析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的最大特点是围绕叙述时间展开：“情节”对于“本事”顺序改变形成的圆形封闭性框架式叙事结构,不但使结构紧凑,而且使其结构变化错落有致;现在与过去交替的叙述时间以不同的叙述速度呈现,由此形成了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聚焦于时间的叙述视角,使叙述人、被叙述者、接受者三方及其相互关系具有历史在场感和沧桑感。在时间维度上的巧妙安排,使《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艺术在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视角方面极具特色,显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与魅力。     

叙述语言中的比喻句与总分句

本文把索绪尔语言学中“纵组合性”和“横组合性”原理运用到叙述语言的研究中，比较了汉语偏正式比喻叙述和英语等印欧语系的从句式比喻叙述．分析了汉语和英语中同时存在的总分式叙述和递进式叙述。根据这些材料，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在叙述语言的炼铸过程中要防止“违反相邻性原则”等常见的错误．     

试论《小城三月》的叙述技巧

萧红的《小城三月》被誉为她生命的最后绝唱。这是萧红一生中最后的一部小说。小说以一个少儿“我”的视点,来讲述“我”的一位姨——翠姨短暂而悲剧的一生。本文拟从叙事学角度入手,探讨作者对这篇小说叙述方位的选择(即叙述人称、叙述角度的搭配)及一些叙述技巧运用的成功之处。赵毅衡将“叙述者”与“叙述角度”的配合称为“叙述方位”。“叙述角度是事件被感知的具体方式,叙述者却是叙述信息的发送者,这两者可以重合,但不一定完全重合。用热奈特的话来说,区分叙述角度弄清‘谁见到?’区分叙述者弄清‘谁说话?’”。罗钢指出:“叙述人称…     

论叙事学视域下的"叙述话语"范畴

“叙述话语”是当代叙事学理论所关注的重心。“叙述”与“叙事”所指不同。叙述话语即“某人讲述某事(从叙述行为本身考虑)的事件”。叙述时间、人物、叙述者及其视点是研究叙述话语的几个要素,体现了叙事学的文本研究特点。在当下西方文论频繁更迭的大背景下,其理论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重估叙事学尤其是“叙述话语”的理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叙述句中的语气词“也”

本文在分析上古汉语三类“VP也”的基础上,对近代汉语以来表示事态变化的叙述名中“也”的功能、来源提出自己的看法;通过比较各类“VP也”,表明“语境制约原则”及“类推变化”是中古以来“也”在叙述句中活跃的机制。     

浅论叙述学中的叙述视角和叙述体

围绕小说叙述视角、叙述体和它们之间的切换等展开论述。指出:许多被视为“叙述不可靠”的作品,由于读者视角的参与而弥合了其“不可靠性”;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时,不一定要让叙述者扮演一个诗性化的全能的角色,也可以把叙述角度严格地限制在“我”之所见所闻。这样做往往会给读者留出更多的想象与思考的空间。     

莫言小说《蛙》叙事策略背后的意义迷思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看似朴拙无心,实则精雕细琢之作。首先,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策略是巴赫金意义上复调叙述的对话性,其中“大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姑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形象之间所构成的对话性以及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性;“微型对话”主要体现为由“我”构成的一级叙述和由其他形象构成的二级叙述所组成的两级叙述形式。其次,运用了不可靠叙述：一种情况的不可靠叙述是因叙述人“我”的变形而产生;另一种情况是由二级叙述话语成分的突显所造成,并揭示出当代拟像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叙述的对话性和不可靠叙述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基于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意义迷思,并体现了两种意义的生态性：话语存在形态的生态性和意义存在方式的生态性。这种近乎语言人类学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立场使《蛙》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本实验性。     

叙述语言的生成

叙述语言的生成是一个涉及文艺心理学和文学语言学的论题。本文通过对心理学、语言学、文艺学诸多材料的梳理、归纳，论述了叙述语言的生成机制、叙述主体的“定向”、“意愿”和“词语”、“句式”等因素在叙述语言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并对叙述者如何克服“语言痛苦”，内部语言如何顺利转化为外部语言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网络小说的叙事情境

在叙事学中,叙事情境主要用来阐明叙事文本中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网络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叙事文学,它的叙事情境有三个特点:舍弃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而主要采用第一人称;抛开现代小说叙事偏好的内聚焦和外聚焦模式而采用零聚焦;运用讲述的叙事方式。     

论《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反成长叙事

反成长叙事虽然也借用了青春成长的叙事方式,遵循了相似的结构模式,却又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节走向。即故事主人公未能按照社会理性预设的道路成长,而是对成长的彻底否定。《阳光灿烂的日子》堪称中国青春类型电影中反成长叙事经典作品,它以“文革”为背景,社会权威、家庭权威与教育权威的缺失,形成了以主角被抛弃、对成长的怀疑和对现实的迷茫为内涵的反成长叙事,象征着在市场经济语境下,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减弱造成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迷茫。     

"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

在当前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背景下,传统意义上与"描写"、"抒情"、"议论"概念相对的"叙事"概念由于赋予了西方叙事学的学科意义,其内涵与外延大大丰富,发展成为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中多门学科共享的核心术语。论文从西方叙事学中"叙事"概念的学科意义切入,梳理"叙述"向"叙事"转移及在现代语境下融合、分化的嬗变历程,考量"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和功能特征,并试图以此为起点,系统探讨语言理论对叙事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意义。     

“一国两制”叙事的三重维度

“一国两制”叙事，充分展现了“一国两制”嬗变的历史进程，是“一国两制”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一国两制”叙事中，祖国统一、高度自治、共同发展是其基本维度。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立场是“一国两制”祖国统一叙事的核心，国家管理方式创新的制度架构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叙事的重点，民族复兴的方向指引是“一国两制”共同发展叙事的关键。探索“一国两制”叙事的多重维度和结构，对于理解新时代“一国两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论电影《原罪》的双重叙述机制及其意义

电影《原罪》的鲜明叙述技巧构成了影片的双重叙述机制。第一层面是明现叙述者的多种叙述策略;另一层面是大叙述者的多处叙述标示,而这种双重叙述机制的分析对于影片的叙述意图和故事内涵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英雄不好色——秉烛达旦、关斩貂蝉的民间解读

在关羽故事的传承变异过程中,秉烛达旦和关斩貂蝉为不见于元明文人叙事文本,而屡见于民间叙事文本的两个故事。通过对这两个故事的分析可知,民间叙事叙写的目的是为突出关羽坐怀不乱、不好女色的形象,其背后体现了民间叙事英雄不好色的民间观念和感性精神,同时也反观了文人叙事的理性精神。     

"功能"与"审美":人物解读方法的可行性研究

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分为"功能性人物"和"审美性人物".叙事作品中人物的功能性和审美性通常粘附在一起,只不过不同的作品其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将功能性人物的分析方法和审美性人物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策略是解读叙事作品中的人物的一种合理而行之有效的手段.     

审美视界中的"空白"与"空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西方文艺理论中的"空白"观主要建立在对叙事文体,特别是小说的研究基础上."空白"观与亚里士多德的有机整体论密切相关,"空白"的运用是实现艺术有机整体性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体现的是现代主义的美学观念.与"空白"相似的是"空缺",其内涵却不同,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空缺"观体现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美学观念,有机整体论是"空缺"观竭力颠覆的对象.     

类后现代叙事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

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是中国当代小说中较为独特的文本之一,按照叙事学的理论,其主要表征是使用后现代的叙事策略与方法。然而,由于这种后现代手法是通过借鉴与模仿而完成的,因此,其实质应当是一种文本上的“类后现代”叙事,这种“类后现代”叙事具有反权威、拆解二元对立模式的倾向,采取“躯体描写”和“姐妹情谊”的文本策略来展示其叙事观念。在艺术上表现为对元小说的应用、破碎结构的采用和对独特语言的使用。虽然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国女性写作在文本叙述上的变革,但也存有自身的精神困境并因此走向了尽头。对此种现象我们应反思。     

对传统叙述人反思的不同策略——《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电影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和电影的故事层,并以此为基础比较分析了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在叙述方式上的区别:小说和电影分别采用不同身份的叙述人——叙述人"我"和叙述人"它—他"提供的叙事视角,对传统叙述人进行了不同角度、深度的反思,各显自身叙事媒介的优长。通过比较,笔者认为成功的电影改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传统叙述人乃至传统叙事的新的媒介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