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路向选择

文章就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只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现状，提出我国需要建设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和家庭及国际组织等全主体力量的参与，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全主体、全危险要素、全过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着眼全球视野的治理网络，凝聚全国组织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整体合力；着力全主体应急平台建设，整合全部资源畅通公共卫生危机的信息机制；着手全方位应急预案体系，操演全新流程强化公共卫生危机的响应计划；着重全国民疾病防控体系，强化全员监督提高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着实全社会应急知识宣教，推动全民学习锻造公共卫生危机的组织实力。     

新时代城市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建设:风险研判与治理转型

推动城市高水平安全建设，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当前城市面临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居住安全、能源安全、金融经济及网络安全等八类风险，受到来自生态、空间、社会、技术、全球化、治理等六个方面脆弱性因素的复合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城市安全治理方面逐渐形成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治理理念，以完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为目标，建构了“党委主责、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并且开展了“韧性治理”“数字治理”等治理实践。面对城市的多元化风险和治理问题，还须着重处理好风险分类处置、责任共担、治理多主体联动三个关键问题，区分“可应对的风险”和“要面对的风险”,明确治理主体的风险责任归属，推动多元主体参与风险治理，建构因类施策、分级管理、政商社一体的城市安全治理体系。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风险及其战略应对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始终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这一目标在充满不可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新形势下更为紧迫。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在战略目标上体现为数量可得、质量可靠、品种多样和底线保障四个方面。同时,新形势下确保粮食安全既面临自然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等传统风险,又面临农业技术应用风险、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等新型风险,而且风险叠加易形成系统风险。为此,亟待构建以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国际治理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粮食安全战略保障体系,保障我国长久可持续的粮食安全。在具体政策措施上,需要通过提升粮食竞争力、深入实施“两藏”战略、优化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和构建“节粮减损”机制提升我国粮食生产能力;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支持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治理能力;通过完善仓储、物流和应急等设施以及划分突发事件等级并制定预案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研究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调整政策,企图实现“去中国化”,导致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严重威胁我国产业安全。针对当前复杂环境,有必要对全球供应链治理进行重新认识,厘清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动因和现存问题,以便进一步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与治理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伟大实践,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交流和生态维度为全球供应链治理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的构建应秉承“共商”“共建”和“共享”的价值基础,以凝聚合作共识、深化战略合作、完善体制机制和共享治理成果为行动导向,以承认多元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寻求多元参与主体的一致性、拓宽“一带一路”合作领域、创新多边双边合作模式、建立国际治理组织、建立双边和小多边治理组织、打造国际公共产品、建立共享机制为关键抓手,以实现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共同期望。     

当代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

与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倡导多元主体通过集体行动来制定正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程序,更好地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卫生治理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侨华人自组织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通过对华侨华人自组织的跨国治理行为特征、治理机制、动力因素与挑战等问题的探讨,诠释了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自治—协同”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微观主体的现实考察,丰富了全球卫生治理研究的内涵,对有效理解与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世界人民追求包容互鉴的稳定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公共风险治理模式的制度困境与路径优化

传统的公共风险管理模式面临着一系列制度供给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需要健全、公共风险应对体制有待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亟待提升、风险治理主体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面对多样化的公共风险,应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完善我国公共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全过程和全方位的治理机制。同时,政府以外各治理主体也应不断提升应对公共风险的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价值亟须优化、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主权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国霸权主义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推进全球协商共治的创新性设计,它不仅倡导全球治理新价值,致力于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合作、逐步拓展全球治理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而且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进而不断提高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解铃”与“系铃”：经贸网络如何影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新冠疫情大流行显示全球化背景下流行病毒传播与控制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经贸网络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解铃”效应与“系铃”效应共存，二者方向相反、大小相近。“解铃”效应来源于沿着经贸网络流动的疫情信息与抗疫物资，“系铃”效应则产生于经贸网络中的人员流动与商品流通。经贸网络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第一个渠道与距离有关，距离越近的地区之间抑制效应与促进效应均更加明显；第二个渠道是与距离无关的“超距效应”，主要通过影响防疫政策发挥作用。这些发现对于理解对外开放和公共卫生风险关系，以及改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具有政策启示。     

“后巴黎”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挑战及进路

气候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被誉为全球治理的“一面镜子”。《巴黎协定》的达成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后巴黎”时代,这使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新时代中国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引领者和建设者,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后巴黎”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理念体现为：三大全球倡议提供了包容的和平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正确的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鲜明的主体理念;主要挑战表现为：面临国内低碳经济转型、严格履约、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及气候外交博弈加剧等方面;现实进路可归纳为：提升国内气候治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持续推动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重视和积极开展领导人气候外交、加强气候治理的国际对话与合作等。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四化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化融合”的政策实践方向,有利于破解当前社会治理体系治理取向滞后、治理效能弱化,政社共治孱弱、多元主体缺失,社会转型加剧、治理需求凸显,新旧转换冲突、治理体系不善等诸多困境和挑战。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构建以“四化融合”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四化融合”彰显的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以社会化为基础、以法治化为原则、以智能化为支撑和以专业化为保障,“四化融合”是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论我国政府应对风险社会的全球治理策略

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社会风险也日益全球化,并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化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并将风险放大。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计量性及治理局限性导致政府治理风险的失灵。风险的全球性迫使各国政府寻求新的解决方法,风险的全球治理就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我国政府的全球风险治理方略应包括三个方面: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中心全球风险治理体系、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风险治理全球协商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     

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研究

作为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相融合的产物,数字卫生顺应了人类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数字卫生有利于各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建立更为紧密的疾病监测网络,促进信息共享、医药科研合作与医疗资源整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防控、诊断和医治过程中的人际接触传染风险,为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威胁带来数字赋能。在全球重大传染病频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而数字技术的兴起为双方公共卫生合作提供了新内容、新方向和新平台。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拥有高度的可行性,具体体现在东盟良好的数字卫生应用前景提供了合作契机,中国数字卫生技术的蓬勃发展贡献了技术动力,中国与东盟的高层推动奠定了政治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仍然面临东盟“数字鸿沟”制约、公共卫生治理失衡、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协调不足等多方挑战。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中国与东盟双方应在数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医药研发与公共卫生服务数字化、数字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以及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以推进构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     

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靶向路径

价值链韧性具体表现为吸收逆境冲击的免疫力,或通过调整适应而迅速恢复系统冲击前发展路径的适应性修复力,抑或是转向一条更优发展路径的创造性破坏力,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成为后疫情时代价值链安全治理的主攻方向。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渗透和融合,不断重构国际产业分工布局,加速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演进,成为锻造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强劲动能。数字经济赋能过程呈现主体广泛、类型多样和过程复杂的鲜明特性,牵涉数据要素层面的“潜能—风险”、数字平台层面的“优势—垄断”以及数字技术层面的“引领—异化”三组对立统一的张力关系。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主要表现为“提升—破坏”双向作用机制,其中,韧性提升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正向赋能效应;韧性破坏机制包括数据风险、平台垄断和技术异化的负向赋“能”效应。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着力提升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治理能力,亟须从“数据—平台—技术”三方面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为我国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红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强劲推力。     

全球战疫背景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基于公共经济学视阈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念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和中国传统的大同天下文化基础。全球协作共同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积累对抗重大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合作经验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合作基础，而中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担当将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目前由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不完善、去全球化和霸权主义等问题已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求关系的不对等，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于实现公共卫生产品的供求均衡和全球公共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事业，守护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亟待建立全球公共卫生保障机制，健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并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家之间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科学技术交流和信息共享。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新冠疫情带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清零”还是“共存”,国际社会面临“一病两治”的模式选择。国家能力切中了国际社会抗疫实践的肯綮。中国依靠组织动员体制优势,突出了“强中央政府能力”,坚定奉行“清零模式”,并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弹性,取得了显著的抗疫成效。本文在总结中国抗疫政策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即包括8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凝练出四大层级排序和四类过程应对机制,阐释了中国抗击疫情的政策逻辑。据此指出,中央领导力供给是中国抗疫实践的保障,中央—地方疫情指挥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功能,而发达国家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高度专业化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中国应加强科技支撑和专业知识评估,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度和弹性,增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