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是文学大国,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和教材从寥寥著述到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研究体系,论著颇多,蔚为大观。本文梳理已有的中国古代文学通史类著作,在肯定先学成就的同时,亦反思了现有中国古代文学史撰写的三处“残缺”:其一,缺少中国话语;其二,缺少横向发展;其三,缺乏多民族文学史观。接下来,如何更新与完善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

长久以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视为“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近时学者又以为这本文学史是依照《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限写成的“标准教科书”,其内容主要参考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而有所不及。这些观点虽然各有根据,但也存在不少误会和错判。在重新考察林传甲之作的撰写背景和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这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并不强,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关系亦不深;因为此一著述原是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的“国文讲义”,其用意和宗旨与现今的文学史著述并不相同。     

文化的文学史 文学的文化史——《两汉大文学史》评介

由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三位教授主编的《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是《先秦大文学史》（赵明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的“姊妹篇”，是他们再次创造性地运用“大文学史观”考察与总结两汉文学的又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是两汉文学史研究的...     

文学史体制的现代生成

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给包括当代文学史在内的整个文学史编撰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变化 ,这突出表现在以学术为核心的理性精神演进到个性情感张扬的书写之路。随着写作语境的变化 ,尽管“2 0世纪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为文学史体制的现代生成提供了重要思路 ,但文学史的编撰仍然面临着众多的挑战。本文沿循文学现代性的脉络 ,追溯了文学史写作的原初状态 ,并针对当代文学史编写在实践中遇到的批评、人才、功能等一系列的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上海开展‘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讨论’

三月中旬以来,《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了几篇讨论复且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认为这本《中国文学史》(上册),虽然存在一些缺点和可以商榷的地方,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与提高,但总的看来,成绩是基本的,它是“继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之后的另一部新型的文学史的著作”,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教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四古典文学小组学生,在“简评《中国文学史》”和“评《中国文学史》”两文中,分别对《中国文学史》的优缺点作了评述。前文认为,该书对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文学的对立与     

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接受美学与文学史的撰写

1967年,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史家、文艺理论家H·R·尧斯发表了《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一文,首次宣告文艺批评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接受美学的产生.从此以后,该论文就被称为“接受美学宣言”.尧斯论文的劈头第一句是:“在我们时代,文学史日益落入声名狼籍的境地,这绝不是毫无缘由的.”由此,尧斯对已有的文学史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与否定,从而提出了必须重新考虑文学史的撰写,而这种撰写的途径与方法就是接受美学.     

文学史的品格

一个时期以来,文学史的品格与建构的讨论,在学术界呈现出热点.在与上述趋向形成对话的态势中,主要对文学史、文学史的解读;文学史的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身份;以及它的承传关系等问题陈述与阐发了自己的感受.同时,在阐发中,多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为借鉴,使之具有更贴切现实的品格,并强化了文本的说服力.     

“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兼论《文学大纲》的学术史意义

1924年1月起由《小说月报》刊登的《文学大纲》，至1927年1月，共连载42章，出版时补全为46章，是中国人撰写“世界文学史”首次大篇幅融入中国文学内容的尝试，其处处关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定位，是力图为当时在世界文坛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文学争取学术地位的时代体现，也是新文化运动者借以重估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的尝试。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论文学史的分期

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学史分期的自觉则是近现代以来才开始出现。自觉的文学史分期不能产生于中国传统的以直观性、经验性为主的思维方法的文学研究阶段,也不能产生于西方传统的以思辨性、抽象性为主的思维方法的文学研究阶段。文学史分期的自觉是以科学的历史观、文学史观进行文学史研究为重要标志的。本文考察了文学史撰写实践中有代表性的几种不同分期的依据,进而试图以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为基础,提出社会史的发展、文学观念的变革、文体的流变是文学史分期参照的三个主要方面。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研究

南京大学丁帆教授牵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项目号:02BZW044)2004年12月通过鉴定,鉴定等级为优秀。该项目最终成果是专著《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完成相关研究论文30余篇,其中有17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现代西部文学的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大体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描述:"中国文学史"这样一种著述方式是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产生的;现代的纯文学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对古今文学之异的清醒认识是编年体文学史兴起的契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古今"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即从这四个方面展开.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关于文学史理论建设的构想

在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 ,我对文学史理论的关注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 ,新时期以来 ,我国学术界展开了文学观念、文学方法的讨论 ,作家、理论家开始反思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 ,不少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 ,但理论说明的深度不够。 90年代 ,文学史理论研究呈现出逐步深入的态势 ,成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 ,专题学术讨论会多次召开 ,有关论著也已出版 ,如《文学史哲学》(陶东风著 )、《文学史新方法论》(王锺陵著 )、《中国文学史之宏观》(陈伯海著 )等。董乃斌主持的“中国文学史学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总的…     

试论刘勰文学史撰述方法

《文心雕龙》作为兼具“史、论、评”的文学著述,历来被人忽视的是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性质。笔者认为：《文心雕龙》不仅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学史学体系,刘勰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还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撰述方法。如何占有和整理从远古到齐梁的文学发展成果,才能更好的反映前代文学史的情况,就此文学史撰述的方法问题,刘勰提出了两个基本点：一为“博”,二为“史”,从而成就了《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的集大成之作。     

文学史和跨学科学术——文学史周期律和文体文类的功能

近年来,“跨学科”“跨域”已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既成事实,也是重要的学科生长点。在2022年河南大学文学院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论坛”上,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文学跨学科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吴俊紧扣文学史周期律和文体文类的功能探讨文学跨域研究是否可行,指出古代能够以文体文类为中心叙述文学史,而新文学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学史文体文类周期律,这也使现代文学史已经实际上成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建构的学术范畴。李怡强调,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研究的巨大冲击下,“文学性”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需要对“文学性”作出新的认知及界定,借助社会历史研究重新定义其思想和形式。武新军认为,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是在不同学科的“整体联系”中展开文学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由此对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方法和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三位学者不同角度的论述,深化了我们对跨学科研究的理解,展示出跨学科思维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