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诗歌音乐艺术视角探朗诵技巧教学

古典诗歌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具有音乐性，而这一音乐性在诗歌诵读教学中如何把握，一直是个难点。本文从直观体现诗歌音乐性的三个方面：平仄——诗歌的抑扬美、节奏——诗歌的内在情感美、押韵——诗歌的回环美着手，逐层讨论了诗歌音乐性诵读应掌握的方法与技巧。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的音乐性再现——以《王维诗百首》为例

在中国古诗的英译领域,格律派十分注重通过译文再现原诗的音乐性。《王维诗百首》的翻译是再现中国古典诗歌独特音乐性的重要尝试,对其译文的解读将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格律派译者注重在节奏和用韵两方面"以诗译诗"的诗歌翻译主张,丰富古诗英译的理论与实践。     

诗歌翻译之音乐性

音乐性是诗歌的自然属性。为再现原诗的音乐性,许多译家作出了尝试。但由于音、意很难兼顾,诗歌翻译之音乐性一般为第二选择,甚至索性抛开,因而译诗的音乐感往往不强。本文以为忽略诗歌音乐性的翻译是对诗歌本质的不忠实,诗歌翻译应向音乐性作出必要的倾斜,赋予诗歌翻译更大的灵活性以再现诗歌的音乐性。     

古诗词音乐性与审美教学

音乐性是古典诗词的内在审美特性.由于学界分学科研究的原因,教学上忽略了诗词的音乐性,也削弱了古典诗词的美育功能.重视诗歌音乐性,通过构建音乐化诗歌课堂,变革传统诗词教学模式,是应时应景的美育举措.     

论张枣诗歌对古典传统的现代转换

张枣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本质及出路进行了深刻思考.与单纯地强调中国现代诗歌应借鉴古典诗歌传统有所不同,在张枣看来,现代汉语诗歌创作虽然需要承接中国古典诗歌精华,但更重要的是对古典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以西方现代人文精神为基点进入传统.张枣通过化用中国传统诗歌意象、重新审视并表现中国历史文化、营造诗歌的内在音乐性,达至诗歌古典神韵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探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笼天地于形内 挫万物于笔端——读“新归来者”代表诗人雪丰谷的诗歌

现代汉语诗歌有两个诗学源头,一个是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是西方现代诗歌。它们对现代汉语诗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试从传统诗学的角度,对＂新归来者诗群＂的代表性诗人雪丰谷的诗歌风格及其形成、诗歌题材拓展等方面进行粗浅的探析。     

徐志摩诗歌音乐美的欧洲文化借鉴与“志摩特色”

徐志摩是十分强调诗歌音乐性的诗人。他的诗歌中体现的音乐性与他本人深厚的欧洲文化渊源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诗在内在音乐性方面表现出浪漫主义气质和唯美主义倾向,在外在音乐性方面表现出欧化的格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徐志摩诗歌的“志摩特色”。     

艾青诗歌审美表现的音乐美——兼对诗歌音乐性的理论考察

长期以来,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认识,总是在诗歌语言声音形式的音乐化类似上去认同,强调诗歌语言的韵律、节奏等外在音乐性要素,闻一多先生就认为诗的音乐美主要是“音节的美”.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将声调与意义相分离的倾向,而不能从声调与意义的关系中去发掘诗的深层的音乐形式的美.艾略特在谈到诗歌音乐性问题时认为:“‘音乐性的诗’是具有声调的音乐型式(musical pattern)以及构成诗的那些字所具有的深层意义的音乐形式,而这两种型式不能分离且合而为一的那种诗,假如你提出相反     

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象征主义文学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开始,极力追求作品的音乐性,用音乐的不确定性来表现作者的某种情绪.从音乐性是象征主义诗人共同的追求与渴望、象征主义诗人赋予"音乐性"新的内容、构成象征主义诗歌音乐性基本要素三个方面系统地探讨象征主义文学(诗歌)的音乐性,以及如何辩证地认识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情之魅：内在的音乐精神——论戴望舒中期诗歌的音乐性

戴望舒在写出《雨巷》以后,开始了对新诗音乐性的背叛,因为现代新诗格律要求严重束缚了现代人的情感表达,他主张诗歌“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然而他的诗歌创作并没有抛弃音乐性,他将外在的音乐消解转化成内在的音乐精神,体现出戴望舒对新诗音乐性的现代性追求,为新诗发展树立了新的界碑.     

“莽汉主义”诗歌:“垮掉”阴影下的游走

中国当代新诗之"莽汉主义"与美国垮掉派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1980年代中期,莽汉诗人初涉诗坛时,不仅可以上承朦胧诗、"文革"地下写作而汲取到今天派等精神因子,还可相当广泛地接触到已被批量译介的垮掉派文艺。在具体创作中,以李亚伟为样本,我们更可以清晰看到垮掉派作品传播对诗人创作风格转变的牵动。伴随垮掉派的强力辐射,莽汉主义表现出迥异于传统诗歌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形态,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先行者,但仅隔数年就衰落解体,无力成为先锋诗坛的主力。究其病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行动意识代替写作实践、以青春激情稀释人文理想;二是"文革"记忆恶性膨胀。二者合力将莽汉主义推至破坏、解构一极,而未确立积极的建构意愿。     

早期新诗中的"自然"论与新旧诗之争

早期新诗的"自然"之说既已发生,其话语迅速衍生,成为新诗的重要观念.一方面,在早期新诗人的信札、文章中,"自然"论被广泛应用于理论表达和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对"自然"论的阐释和辩驳,事实上关涉到新旧诗之争等重要话题:其一,关于"自然"一词的论证,即是新诗、旧诗争夺的话语场所.其二,关于"写"与"做"的争论,从强调其对立转化为申明其并列和统一,其价值优劣甚至呈现某种程度的颠倒,并都被整合到"自然"论中.其三,新诗与旧诗之争,表现在"有韵"与"无韵"、"自然"与"格律"的争辩上,其所指实际在于新诗是否具有"合法性".新诗、旧诗的维护者运用相似资源,却得出了不同结论.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晋宋之际山水之兴与赠答诗的诗体解放

诗歌中题材与诗体是一种辨证互动的关系,新题材的出现对诗体的发展变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晋宋之际山水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山水描写艺术的发展,使赠答诗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诗体解放过程,突破了西晋以来四言体赠答诗的发展困境,同时确立抒情体物的新的诗体内涵,形成了新的赠答诗艺术传统。     

论诗歌的模糊性及其翻译中的模糊处理

诗歌具有模糊性,其模糊语言创造模糊美。模糊美作为诗歌美的一部分在译作中应得到表现,译者的任务是在目的语中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达式,即能激发读者想象和联想的语言,再现原诗的模糊美。汉诗英译的模糊处理在翻译中有着特殊的功效。     

诗意与诗译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存在极大的差异,加之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音韵美、意境美等特点,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道路显得尤为艰难。本文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出发,借鉴前人研究的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人间要好诗——也谈现代诗歌艺术判断的标准与尺度

诗歌判断既包括诗与非诗的判断,更包括好诗与劣诗的判断。“成立的诗”与“好诗”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好诗的第一尺度是：文本之内,表现者本身品质高远——诗歌意象（用以进行表现行为的表现者）和被表现者之间的性质距离遥远而不邻近,让人诗思受触而砰然心动;好诗的第二尺度是：文本之内,表现者自然生成,诗歌意象是特定的语境下有限自由的自然生成,而不是无视语境的无限自由的任意嵌入;好诗的第三尺度是：文本之内,在建立了被表现者与表现者之间不即不离的“A＋远A”结构之后,更有饱满独特的生命体验自然而然地灌注其中,让人精神撼动、情绪感动。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从宋诗选本看唐宋诗之争

宋诗选本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宋代的始兴期、元明的中衰期、清代的复盛期，这与唐宋诗之争中宋诗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致的。而综观宋诗选本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宋诗总体上不如唐诗，宗唐、宗宋派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对立冲突之后，到清代逐渐走上了融通唐宋、不拘一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