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两种涵义与《文心雕龙》的“自然”文学论

自然是道家和玄学基本的思想概念,魏晋以来在玄学的影响下,自然被用于文学艺术批评中,成为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但是由于道家和玄学的自然观存在歧义,因此,以之为思想基础的文学范畴之自然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涵,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从《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来看,自然具有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与自然雕饰的艺术论两种基本内涵,对这两种自然之间关系的处理是刘勰文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本课题。以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为基础,而使雕缛成体的文学艺术具有自然之本质,是《文心雕龙》建构自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刘勰以体用结合的思想方法实现了文学的自然与雕饰之间的整合,深化了传统的自然文学论的内蕴。     

晋宋之际山水之兴与赠答诗的诗体解放

诗歌中题材与诗体是一种辨证互动的关系,新题材的出现对诗体的发展变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晋宋之际山水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山水描写艺术的发展,使赠答诗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诗体解放过程,突破了西晋以来四言体赠答诗的发展困境,同时确立抒情体物的新的诗体内涵,形成了新的赠答诗艺术传统。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楚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古代文体学的内涵、方法及其实践意义

文体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古代文体学存在于批评与创作两个领域之中,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但在传统体用思想尤其是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下,文体学又具有很明晰的体系性。从系统的角度深入地分析文体学体系的基本内涵、建构方法及其在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上的意义,对推进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屈原三次流放说考辨

从《楚辞》相关作品表现的具体内容来看，屈原的确曾遭到流放。但由于资料缺乏以及有关的重要文献记载的出入，汉代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考察屈原流放的问题，对《楚辞》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历史背景、表现的内容等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略论汉赋中的情爱表现

汉赋作为一代文学 ,受到《诗经》、《楚辞》所奠定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 ;虽然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意识对其多有压制 ,但汉赋仍不乏对情爱的表现 ;特别是汉代末期 ,它突破传统的观念 ,而具有人性解放的倾向。     

《搜神后记》作者考

《搜神后记》旧题十卷本 ,陶潜作。明代此书重新出现时 ,却存在一卷本和十卷本两个版本系列 ,一卷本不见于目录书 ,其原因是一卷本其实相当于十卷本的第一卷。在考察《搜神后记》的作者时 ,两个版本系列的区分开来是一个关键问题。从书中出现的年号 ,唐人类书的引用 ,以及书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思想 ,可以确定一卷本确为陶渊明所作 ,而十卷本则是后人撰辑的     

东晋会稽士僧群与浙江诗歌之路的早期开拓

东晋永和年间,会稽聚集了众多的名士、名僧,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其中支遁等高僧不仅富有名士风度而且长于诗歌创作,“言咏属文”成为会稽士僧交往的重要内容。在佛教的推动下,会稽发展为东晋中后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会稽是浙江诗歌之路中的重要区域,与钱塘江诗歌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会稽的诗歌创作风气,以及会稽士僧在迁移、流动中对会稽诗歌的传播,促进了剡县、天台山、钱塘、永嘉等地诗歌创作的发展,对浙江诗歌之路的形成具有早期的开拓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