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名山：徽州社会与乌聊山的开发和形塑

乌聊山原是徽州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山,自然条件也无任何特殊之处,但经过历代开发与形塑,至北宋时期成为徽州名山。乌聊山在徽州山川中的尊崇地位,是在城池、祠庙、州学等人文景观的共同塑造下形成的。南宋前期罗愿在编纂《新安志》时,意识到乌聊山的尊崇地位,将其列为徽州山川之首。这种"徽州山川,首列乌聊"的书写方式,正是对北宋时期乌聊山名山形象塑造成功的追认,并被后世众多历史、地理著作沿用。徽州名山众多,乌聊山只是其中一座。如何将名气日增的乌聊山纳入徽州山水景观表述体系,是摆在当时文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从张可久的新安八景之说,到唐文凤重新品评的新安八景,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出现巨大变化,特别是增入"乌聊晓钟"这一景观。地域景观表述体系的变化,不仅反映出徽州本土文人在品赏山水景观中话语权的增强,也是乌聊山名气继续提升的生动体现。乌聊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徽州的象征。从乌聊山的名山生成史可以看出,对于自然条件并不突出的小山来说,人文历史的塑造是其成为名山的主要途径。     

鲜卑山地理位置考略

史书记载的五处鲜卑山事实上是三座山,即鲜卑族的发源地,位于大兴安岭南段的“大鲜卑山”;慕容鲜卑部落联盟聚居地,位于朝阳附近的鲜卑山,以及吐谷浑部落联盟的聚居地,位于敦煌附近的鲜卑山.这三座山不仅是鲜卑族兴起和发展不同阶段的直接展示,更是鲜卑诸政权兴起和发展的摇篮,对我国古代历史的走向有着重大意义和影响.     

永远的丰碑

井冈山,革命之山,英雄之山;井冈山,和谐之山,魅力之山。坐落在这座名山之中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雄伟、庄严、肃穆,是一座永恒的丰碑,折射着中国共产党的万丈光芒。在中国共产党90华诞来临之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走进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重温革命历史,领悟井冈山精神。     

试析鲜卑山时代鲜卑部落的族群结构

史书记载的 “鲜卑山”共有五处,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这五处“鲜卑山”实际上指的是三座山,即鲜卑的发源地、位于大兴安岭南段的“大鲜卑山”,朝阳附近、混有乌桓、匈奴部落的慕容鲜卑部落联盟聚居地“鲜卑山”和敦煌附近、以鲜卑为主体,包含乌桓、匈奴及氐、羌部落的吐谷浑部落联盟聚居地“鲜卑山”,这三座山不仅是鲜卑族兴起和发展阶段的展示,更是鲜卑诸政权的摇篮,对我国古代历史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     

相同的地方,不同的人

话说愚公虽然是个老实的粗人,但在移山之前却深思熟虑了一番。"两座大山把我们村与外界的发展机遇隔绝。山,正是山,让我们看不到富庶与繁华,让我们得不到机遇与发展。"想到这里,愚公更加精神抖擞。"为了全村人世代的利益,无论多大的山,我也不怕。即使是让我一个人去做这件事并且苦死累死,我也心甘情愿。"愚公自言自语道。     

文化普陀山与普陀山文化

普陀山不仅是一座佛山,更是一座文化山,一座沉淀、融合华夏文化、西域文化与整个东方文化,集观音信仰、山海风光与历史变革于一身的海天佛国.为此,要从自然、历史、宗教三个层面对普陀山文化进行新的全方位解读,才能全面了解本来面目的文化普陀山.     

从建党到建国

1、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一个叫列御寇的古代人在他的著作中写到了愚公的烦恼。愚公九十岁了,整天闷闷不乐。他的妻子很奇怪,问他烦恼的原因。愚公指着太行山和王屋山说,两座大山挡住了家门口,能高兴得起来吗?     

打井好还是挑水好

有两个和尚住在隔壁,所谓隔壁是:隔壁那座山。他们分别住在相邻的两座山上的庙里。这两座山之间有一条溪。于是这两个和尚,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下山去溪边挑水。久而久之,他们便成了好朋友。就这样,时间在每天的挑水中流逝,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五年。突然有一天,左边这座山的和尚没有下山挑水。右边那座山的和尚心想:他大概睡过头了,便不以为然。哪知第二天、第三天,左边这座山的和尚,还是没有下山挑水。过了一个星期,还是这样。直到过了一个月,右边那座山的和尚终于忍不住了,他心想:我的朋友可能生病了,我要过去拜访他,看看能帮上什么忙。于是他便爬上了左边这座山去探望他的老朋友。当看到他的老友之后,他大吃一惊。原来他的老友,正在庙前打太极拳,一点也不像一个月没喝水的人。他好奇地问,你已经一个月没有下山挑水了,难道你可以不用喝水了吗?左边这座山的和尚说,来来来,我带你去看。于是,他带着右边那座山的和尚走到庙的后院。指着一口井说,这五年来,我每天做完功课后,都会抽空挖这口井。虽然有时很忙,但能挖多少就算多少。如今,终于让我挖出井水,我就不必再下山挑水,我可以有更多时间,练我喜欢的太极拳。     

鲜卑西迁陇原踪迹考——以“麦田、麦田山、麦田水、麦田城”为例

"麦田"源于鲜卑麦田部落;"麦田山"并非指某一座山,而是指今平川境内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由许多山脉构成的"弧形"山系;"麦田水"是指经过水泉镇牙沟水村新墩社、水头社和陡城村的沙河;"麦田城"当为"柳州城"。     

清代鄂东状元陈沆与武昌胭脂山

清代嘉庆年间鄂东状元陈沆的多首诗歌中提及的燕支山即是今天位于胭脂路的武昌胭脂山。在武昌胭脂山上曾有过一个类似于诗社的小团体——藏诗坞,状元陈沆就是藏诗坞中的一员。胭脂山上藏诗坞里的君子们当时都是武昌的文化名流,他们为武昌胭脂山留下了一段文人雅集的文化历史。全面挖掘和重点保护"城市记忆",一座城市厚重文化底蕴才能得以彰显。     

三子赋道——论《逍遥游》兼议陈鼓应之《道家的人文精神》

逍遥者,休也,无何有也,不执一切是非,直至无语。其亦学,学会休却,学会损去,直至休无所休,损无所损,由＂有所待＂而＂恶乎待＂,心自回归无为本初,于是,绝学无忧。所谓的得意忘形,所谓的为为不为,学为不学。其亦积,为休却损去之积,为心灵的宽大再宽大乃至无限宽大之积。可见,真道非由空中楼阁,说有而有。＂求道有可必＂,必如鱼而鲲而鹏,必如宋荣子之不曾入流至列子之入流但不全了了,再至庄子之为道了了而逍遥游,其学其积何其艰巨而高邈。而更实际地说,求道者,求捐势削迹,再求寥已吾志,直至求无所求。以此无蓬而广漠之心,兼怀万物,和天下,为逍遥游。因而,道之学、道之积,迥于俗之学、俗之积。而陈鼓应先生的主要问题是以俗之智去解读脱俗之智,＂小知不及大知＂,于是,并不了了。     

文道并焕 儒释兼综——论陶望龄的学术与文学

:陶望龄是明代馆阁之中较早力图汰除王、李结习的人物。他阅历清华 ,高科重望 ,附应性灵说 ,为公安派誉播文苑产生了重要作用。他是泰州后学 ,谈道证性、赋诗为文 ,两者相发相生。他借讲性气、论才情以反复古 ,颇具理论色彩。与三袁桴鼓相应。文学思想虽不及袁宏道那样锋芒裎露 ,但也可补三袁之不足     

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

以往学界多认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录《王安石日录》入正文,是不因人废言的良史作派,但这只是注意了李焘用《日录》订正史实的一面,而在具体到事关新法是非以及针贬变法方面的深刻用意却很少注意。实际上李焘是用王安石自己的记录来否定变法。     

重道轻文观念之变与文的自觉

孔子在探讨具体事实和道理时要求言意协调,对于本体道———"天道"则流露出"言不尽意"的倾向。老子以本体道———根本道理来反思各种具体道,要求超越具体的"言"。韩非、墨子重视具体道而轻视言和文,庄子领悟老子的本体道而提倡忘言。汉代学者将孔老之道作了认识论和实践论方面的具体解释,重道轻文,重意轻言。何晏以"无"消解了政治伦理之道,强调"道"的不可言说;王弼以无为用,既用本体道来反思具体道,又由具体道去领悟本体道,形成道文同一、言意兼重的观念,消除了圣人和一般人、经典和一般著述之间的界限,不仅促进了文的自觉,也促进了人的自觉。     

陶行知的教育实验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陶行知是我国教育实验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他强调教育实验对创新教育理论的重要性,主张教育实验必须具有＂缜密的计划＂、＂科学的方法＂,具有开辟创造精神和＂百折不回之气概＂,并大力倡导创立各种实验学校。陶行知的教育实验思想,对于我们开展教育实验、建设好各级各类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学校,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陈庆年史学志业述略

清末民初知名学者陈庆年的史学思想及成就,学界目前鲜有论及。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治史目的论方面,陈庆年强调以史经世之思想并撰写相关著述;其次,为更好地学习历史,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在史书编纂方面,陈庆年恪守“要略”原则并付诸实践,先后改编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史书;再次,陈庆年认为,只有爱乡才能爱国,因此他校刻了大量乡邦文献并撰写了部分乡哲年谱和传记,还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村风俗志。     

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智慧——解析《老子》

对于《老子》,学术界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认为《老子》就是一部哲学书;有的认为《老子》是治世的书,是君人南面之术;有的认为《老子》是言兵事、言诡计的书。以上看法各有自己的根据和道理。整个一部《老子》,一言以蔽之,言“道”与“德”。道为“本”,德为“用”。“道”就是永远具有“虚”、“无”性,故恒、常;“德”就是循“道”(循着道的法则)而发“用”。道的法则就是自然、无为,故老子追求自然与无为。     

唐君毅对荀子道论特点的分析

唐君毅对荀子道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书中。他认为,荀子之道特指人道,是将人区别于一切自然之天地万物的关键性因素。天是人道产生的背景上之根据。人道乃能知能行之道,且能给人的认识提供止息处。人道包含用心之道和人文政治历史之道两个层次,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有机统一。在人文政治历史之道的层面上,它又包含理想和现实两个向度。同时,人道也是一人文统类之全体之道。     

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新,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     

司马迁对“六经“”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在对"六经"的认识中,司马迁具体阐述了"六经源于史"的观点.他对"六经"性质的认识接近儒家弟子的观念,而不同于道家的说法.但"六经"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史书,他明确提出<史记>与<春秋>的区别,<春秋>是借"史"而"言道"的经书,<史记>是载道之"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经史有别"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