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对湘黔边地区流官的管理

清雍正年间,湘黔边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完成,确立了清王朝直接控制下的地方流官管理体系,将湘黔边地区纳入实际控制之中。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使清代对湘黔边地区流官管理呈现出与内地流官管理不同的特点。设立苗疆官缺制度,重视流官考核,确立苗疆久任、任满升迁的政策,稳定了流官队伍,加强了湘黔边地区的统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从冕宁司法档案看清代四川土司的司法活动

一般认为土司司法活动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后逐渐消亡,但从冕宁的司法档案来看,一直到清末,冕宁的土司还在流官的管理下,参与地方的司法活动.活动内容涉及组织土兵维护治安、参与审判与调解、协助缉拿逃犯,但土司的活动受到国家的监控,这是清代少数民族混居地国家通过土司管理民族事务的最好体现,也是流官与土官管理、协助、配合共建社会秩序的现状.     

土流并治的典范--清末民初西双版纳土流并治研究

元明清以来,随着土司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相伴而生的土流并治政策也随之产生了.土流并治,即流官政权和土官政权同时并存,同在一个区域,土官、流官同时进行统治.在土流并治的政权中,以西双版纳地区最为突出.土官、流官共存,土官、流官共同治理政权,事无大小土官、流官共同负责,对西双版纳地区政令的统一、地方的稳定、维护边防的安全起过重要作用,是为土流并治的典范.     

清代新疆的“厅”及其司法审判职能

“厅”为清代创设的政区建置,在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法律治理中具有比较突出的地位和意义。清代新疆军府制时期天山东路、北路均有厅级“政区”建置或厅级官员设置,在建省后的一体化进程中厅制得以规范和进一步发展。清代新疆的厅多不辖县,性质复杂多变,但均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基层审判的重要作用。作为行政及司法之重要一环的厅,新疆厅制既有清代厅制的共性,同时也具有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独特方面。因新疆历经军府制向行省制的重大变革,厅之司法审判职能更有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关于此论题学界乏人研究,本文以档案资料结合清代文献及时人撰著对清代新疆的厅及其司法审判职能进行全面分析阐释,期望有俾清代基层政区研究的拓展与清代新疆法制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特点、成就和经验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思想特点、继承关系、治理成就、主要经验及失误,并对其进行了评价.文章认为,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一些做法,摸索到了国家与民族、中央与地方、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规律,具有超时代、超地域、超阶级的普适性,如国家屯牧制,土官、土司制,金瓶掣签制,灾荒应急制等都具有这一特点,可以在民族区域的治理中借鉴.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

一、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 元朝以前,历代中央王朝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拢络控制,大都采用怀柔、和亲、羁縻等政策,到了元代始设土司制度,委任少数民族为首领,管理其民,对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仿效汉武帝“开拓河西四郡以隔绝胡、羌”之策,在今甘肃、青海地区建立军事重镇,以便“北拒蒙古,南制诸番”。所谓军事重镇就是卫所,由土官、流官参治,但“在土流比例上,大都以官籍汉族为多”(《甘肃通志稿》)。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官场感情牌

在清代的基层政权中，绍兴师爷常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地方政府的司法与民政发挥着重要影响。有时，一些高级官员也要借助他们的智慧来应对波谲云诡的官场。清末民初的政治家、文人刘成禺在他的《世载堂杂忆》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

义学是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的官办初等教育学校。清代云南的义学自康熙朝起由地方官府主持创办,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快速发展,曾达到700余所,遍布云南各地,深入到山乡夷寨。清代云南的义学以边疆少数民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训以官音,教以礼仪,学为文字”为教育内容;以“识字明理”、“开化夷民”为教育目的;它所创立的“官办民助”的办学形式和经费筹措管理模式,也成为清代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典范。义学在促进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增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司制度新论

土司制度的实施标志着中央王朝治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是地方行政体制上的重大变革，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各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体制

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的思想扬弃。在少数民族较多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它的正确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与完善的理论思考

地方自治作为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地方治理形式,可以有效克服中央集中管理的弊端,提高地方治理的效率,保护地方的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保障聚居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利和自治权力,维护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利益,且自治地方各民族都享有民主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虽有各民族共同参与管理的现象,但主要基于人民共和体制和现代民主制度而存在和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制度资源,通过多样的民主形式,保障自治地方享有法律规定的自治权等各种权益.     

从“硬管理”到“软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乡村治安问题研究

治安工作的实施状况是判断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成熟程度的重要依据,治安治理的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家与社会在互动情境中的相互赋能与增权,是乡村治安系统得以持续和有序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帕森斯的AGIL功能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意识形态”的乡村治安系统分析框架,探析在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发生变化进程中乡村治安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与内在逻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安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本文将乡村治安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国家统合社会”“国家社会互嵌”“国家社会共强”三种模式,提出在乡域社会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着力实现乡村治安从“硬管理”到“软治理”的转变,推动实现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合作、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清代驻藏大臣治理西藏边疆的历史经验

驻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制度是清代边疆治理的重要创新制度之一。驻藏大臣赴藏，在地方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大区联动与密切的民族良性互动等方面颇有建树，对于治理中国西藏地区、稳定西部边疆、密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制度创新与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正处于由前现代化阶段向现代化阶段转变时期 ,这是介于“传统社会”和“起飞”阶段之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制度创新是西部民族地区克服后发展负面效应的关键途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依靠国家政权体系的力量 ,实现制度创新     

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通常以推行、移植内地基层社会组织,使其发生结构性变革。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司地区里甲(保甲)、汛塘、义学的设置与运转,使该地区原有的社会组织施行受到国家权力制约。当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基层社会受阻之时,王朝国家则适当保留少数民族固有社会组织结构,承认其存在合法性,在形式上进行适当改革,以发挥边疆地区基层组织的社会治理效能。这对新时代创新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清代民族政策略论

清代民族政策略论张艾力，娜布琪我国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土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①特别是辽阔的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世代聚居的地方。因此，对于少数民族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     

宋代蕃官管理法的特点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武强在《宋代蕃官管理法》来稿中指出:蕃官是宋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任命的地方长官,对于维护边区社会稳定和实施国家军政方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蕃官与内地行政长官和少数民族地区汉族职官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有较大的自治性。但同时,政府又制定和颁布了许多管理和约束蕃官的条令,对其在授职名、品位、承袭和与汉官地位等方面严格管理,一方面为了将蕃官机制纳入统一的封建国家统治机制之下,便于监控和管理,使之为朝廷效力,而另一方面则是保持汉蕃有别,所谓“尊中国别异类”。这种“既利用又约束”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