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的法治意义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西方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运动为近代法治确立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     

西方城市社区的历史文化特点

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经过了城市、城市国家、城市联盟进而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经过了逃亡农奴(其中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自由民———城市市民———民族国家公民的演变,城市和城市市民在历史转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基督教、古希腊罗马的政治遗产、重商主义的历史传统等也对西方城市社区的生活方式和人文精神产生巨大影响。     

市民社会市民法私主体权利取向哲思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西方近代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尤其是指近代国家。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的含义逐渐演变成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划、制度。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法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划定政治国家和其他市民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取向的社会,(市)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取向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的价值取向。     

社会域存在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指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是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公民社会是在西方中世纪末期伴随着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即第三等级的出现而出现的。从19世纪末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     

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之比较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最初在自然法哲学家那里，市民社会是作为与自然状态对立而与政治国家等同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发展成同政治国家对立但从本质上依附于政治国家的概念；而马克思则把市民社会看成是独立于政治国家并决定政治国家的概念。     

市民社会的雏形--中世纪欧洲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历史作用

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和市民阶层在封建主义政治秩序的框架内悄然生长,其微弱但坚定的推进步伐逐渐撼动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基石,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它们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西欧城市从中世纪中期开始兴起,它们逐渐与王权达成了充分的合作基础,市民阶层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参与,对封建制度进行挑战,推动近代君主专制的涌现。     

浅谈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

市民社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把社会等级和政治等级二者分离开来,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角色二重化：一方面他是国家公民,处于国家的官僚组织中,在政治方面人们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市民,处于市民社会组织中,在这里,他是处于国家政治之外的。市民社会的组织原则就是现代国家组织原则,而法治就是实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现状中达到二者一种平衡的结果。法治的构建也应本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者的分离与对话中来着手,这样的法治国家也应包括宪法、市民社会中私法与政治国家方面的公法。     

法治理念: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精粹

法治理念产生于古希腊城邦的“生活模式”以及文化精神和公民政治共同体,其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性精神,是城邦公民政治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作为人类政治文化的智慧,是古希腊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贡献。     

古典市民社会的特性分析

＂市民社会＂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由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开创并加以初步发展,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实行共和体制下的城邦公民生活,同时,也影响了后世思想家、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本文拟从＂市民社会＂一词的起源和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各自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来探讨和把握古典市民社会的特性。     

古典市民社会理念的历史流变及其影响

在市民社会理论史上,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传统是由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开创并加以发展的.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创构,古典市民社会理念主要反映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现实,因此直接体现为古希腊、古罗马思想的主流.但在尔后的文化长河中,它仍然作为一种支配性话语而起作用,影响到中世纪、近代乃至当代思想家的学术讨论.     

市民社会理论发展演变中的自由维度

在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自由维度,具体表现为城邦时期的政治自由、自然法哲学时期的契约自由、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时期的经济自由、当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经济三分时期的参与自由.每个时期所追求的自由都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难以避免的负面效应,有些负面效应甚至可能对自由造成根本性的损害.因此,在当前构建市民社会的热潮中,如何在充分实现市民社会理论的自由价值的同时,又有效规避其可能出现的负面结果,应当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保护私有财产对推行宪政制度的意义

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绝不是上帝的暗中驱使,而是每个平民对自身利益的逐渐认识和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的本性行为。人民对于一种制度的选择必然经过深思熟虑以及实践的反复修正,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永远会将利益的最大化、幸福的最大化放在首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及权益,是完政制度的推行在逻辑与历史上的双重起点。出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欲,使市民社会中催生出公民与国家之间建立的契约社会。从这个角度而言,市民社会是宪政价值的源泉（权利本位,权利类型）;提供了其重要制度的模型（契约——宪法文本、代理——代议制）;造就了立宪主义的缔造者和承担者——近代有产阶级：决定了近代宪法秩序的基本结构——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如此,有一个结论,宪法实质是连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桥梁,而公民社会下对私有财产愈加强烈的保护欲必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宪政制度的深入实施。     

试论日本江户时代市民社会的基本框架及其在现代化中的历史作用

市民社会是研究日本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日本的市民社会是从江户中后期随着日本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本文阐述了日本市民社会的基本框架,并且从武士和町人的双重主体结构以及“藩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探讨日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关系,揭示日本江户时代市民社会在现代化中的历史作用。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市民社会概念有不同阐述，“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表现，“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载体，“资产阶级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经历了从同一到分化，再到融合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日，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之时。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长期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给予价值启示。     

论中世纪西欧的市民生活与市民文化

公元１１世纪，西欧出现了城市振兴的历史局面，在中世纪的这种“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市民阶级缓慢地形成了，他们的主体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现实的工商业活动赋予城市市民阶级以崭新的生活内容，并形成了与中世纪基督教精神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他们崇尚现实生活，崇尚实用观念，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自由，正是这种新兴的市民文化，孕育了早期的资本主义     

从“公民权”与“市民权”的分裂看人的异化——卢梭、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契合点

近代以来，“公民”和“市民”二重身份的紧张始终成为现代性问题的一个突出显现，卢梭第一个对这一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围绕人的“公民性”与“市民性”即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卢梭认为，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关德世界的对立使得现代性与道德之间出现一种排斥，近代以来公民已经消失，人处于异化状态。只有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卢梭的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的公民理论具有契合点，都从公民观视角对人的异化进行追根溯源，并且认为，公民权消失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对社会转型中的我们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     

共同体伦理的嬗变: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

在古希腊,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创的个体融入城邦的理想城邦政治理论标志着黑格尔与马克思所钟情的共同体伦理生活的发轫。黑格尔在对古希腊国家伦理生活的扬弃中保留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目的是在调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共同体伦理;马克思却想在清除的意义上扬弃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建立一个在公有经济和公有财产的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绝对共同体。     

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关系的学理之思

近代以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关系成为众多政治哲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关键在于对社会如何进行调控,是主要依靠国家还是主要依靠市民社会。分岐的实质是坚持两种对立的范式,即“国家范式”和“市民社会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方法论基础是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零和博弈关系,若将它们推向极致,必定产生国家支配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消融国家两种不可取的理论架构。同时,两种范式所指涉的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制衡国家的理论架构,也蕴合多重缺陷和误导,值得深刻反思。     

黑格尔的国家中究竟有没有公民——黑格尔的“市民国家”构想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一个突破了传统的“家庭—国家”二元框架的新概念。它的诞生不仅使传统的市民社会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而且使陶冶理论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市民社会取代国家成为陶冶的主战场。在传统的国家中,人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国政,国家的目标也在于培育公民。随着新市民社会的出现,现代国家的陶冶目标实际上转变为培育好的市民,至于市民能否转变为公民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造化,反正法哲学并没有为此提供什么有效论证。国家没必要强求市民转变为公民,国民可以就以市民身份参与国政,这种市民和公民的隔绝状态并不妨碍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因此,黑格尔是否有积极的公民理论是令人存疑的。     

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

经过20多年的实践,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的新生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制度在不断地生发和成长.这些变化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需求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或生活样式,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和文化维度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在个人的行动和观念的领域.但是,这种新的社会形式或生活样式不应是消极地保护私域免遭国家(政治)权力侵害的"市民社会",因为在当今中国社会,市民社会的概念已经无法涵盖社会发展对它的要求,而应是建立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以民主政治高度发达、倡导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