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动+将+趋"格式也作连动式

近代汉语的"动+将+趋"格式一直被看作动补式,其实它偶尔也用作连动式.作为连动式,格式中的"动"和"趋"在语义上都指向施事,其中"趋"表示位移活动而"动"表示伴随活动,"将"是表持续的动态助词,相当于表持续态的"着".明清时期,连动式"动+将+趋"逐渐被"动+着+趋"所替代.     

《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动态助词“将”

《老乞大》《朴通事》是元明时期编著的用于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两本会话教材,有着明显的口语化特征,较为浅显易懂。两书中的词汇也多与日常交际相关,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用。本文主要研究两书中涉及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动态助词"将",从产生和语法功能、基本用法和特征及消亡三方面研究动态助词"将"在两书中的运用情况,力求形成对"将"的深入了解。     

《金瓶梅词话》中助词“的”的用法

从汉语史的发展来看,助词"的"在明代使用情况最为复杂。代表明代中后期北方话的文学著作《金瓶梅词话》一书中的"的"主要有这样一些功能:(一)用作结构助词。(二)用作动态助词。(三)用作表可能的助词。(四)用作语气助词。这些功能有的在现代汉语中保留了下来,有的则消失了。     

从词尾到助词 ——论助词"地"形成的语用动因

助词"地"是由词尾"地"演变而来的。助词"地"的演变过程是一种逆语法化过程,是语法化单向性的一个反例。这一过程历经类推、功能扩展、重新分析、功能再扩展等多个阶段。唐宋出现了一些新的描状结构,词尾"然"因用法限制,不能接在这些描状结构之后做词尾;因为类推机制起作用,词尾"地"取代了词尾"然"。宋代,词尾"地"因用法扩大,变得越来越不典型,在重新分析机制的作用下演变为助词。明清,随着描状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发展,在"体词性结构+地"构式中,助词"地"的意义也开始分化,由表状态发展到表方式、表数量、表时间和表列举等。无论是词尾"地",还是助词"地",其出现与发展演变的动因都是为了适应汉语状态表达法的需要。     

谈谈动态助词"的"的用法

动态助词是汉语中极富特色的一个词类 ,多年来一直是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 ,但是 ,对于动态助词的研究 ,人们较多论及的是“了、着、过” ,而对动态助词“的”研究得不多。基于这种原因 ,我们在本文中对动态助词“的”的性质和作用作了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并进一步对由动态助词“的”构成的句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全元散曲》中的动态助词

元人散曲中使用了不少动态助词,笔者对<全元散曲>中的七个动态助词进行考察,结论是:<全元散曲>的动态助词仍然保持唐宋时期的繁复体系;各成员之间功能交叉重迭的状况仍然存在;一些成员的使用频率透露了动态助词发展的信息.     

汉语"V他QP"结构及"他"的相关问题

从共时和历时两方面对"V他QP"结构作了进一步讨论。共时方面,通过语义、语法功能和韵律结构的分析,并与"V他NP"结构相比较,认为"V他QP"结构中的"他"是表示未然的主观愿望或决定的助词。助词"他"是由第三人称代词"他"发展而来的。"V他QP"结构萌芽于唐五代,宋代逐步走向成熟,并进而从历时方面描述了该结构的发展过程。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若干语法问题探讨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出现了不少新兴的语法成分:了演化为事态助词;望、往、指虚化为表处所或方向的介词;着演变成动态助词; 来用作概数助词等，这些都对研究晚唐时期汉语语法的变化发展极具价值。     

居延汉简的助词

居延汉简助词有"之、者、所、是、第、以来、等、云云"8个,大多承袭先秦汉语而来。根据用法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结构助词、表数助词、列举助词3个小类,其中"所"既有结构助词的用法,也有表数助词的用法。结构助词"者"与先秦时期的用法基本一致,"所"和介词"为"构成被动句的用法得到了发展,"之"、"是"使用数量很少,用法衰落,与汉语史上这两个词的发展趋势吻合。表数助词"第"虽然产生于汉代,但在居延汉简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用法灵活多样;助词"以来"容易与和它同形的短语"以来"相混;"所"表概数的用法较为简单。列举助词"等"在有的简文中连续出现,用法得到了很大发展,使用数量多、使用范围广;"云云"汉代产生,具有书面语色彩强的特点。     

明清家将小说"虚实关系"论

从明代中叶到清末,印刷业飞速发展,民间书坊迅速兴起.在此背景下,以家族为中心描写家将英雄及其后代的家将小说日渐繁多,虽屡遭禁毁却形成独树一帜的通俗小说类型.从"虚实关系"理论溯源出发,可以结合家将小说具体作品,从崇尚实录、虚实相生、虚构为主三个方面探讨"虚实关系"理论在家将小说中的运用和发展.明清家将小说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明清家将小说有虚构的成分,但大多数内容是"依傍正史".中期明清家将小说出现了虚实关系处理不当的情形.后期明清家将小说只在叙事过程中大体上不离开历史背景,强调故事的传奇性,使读者超越历史直接感受小说中精彩曲折的故事和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     

近代汉语后期助词系统的演变及特征

明清处于近代汉语后期,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汉语助词系统整合、规范的重要时期,助词系统内部新旧成分的更替、内部关系的调整、新成员的产生及字形字音的变化等都使得汉语的助词系统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与其他历史阶段不同的特质。     

明清小说中“恶媳妇”形象解读

《醒世姻缘传》和《歧路灯》是明清时期两部重要的家庭长篇小说,作者比较宏观地展现了明清时期的社会风貌以及家庭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其中所写的婆媳关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大相径庭,《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和《歧路灯》中的巫翠姐都是"恶媳妇"的典型。这种"恶媳妇"的出现,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作者的创作目的、创作心理有密切的联系。     

"中学西传"背景下《中华帝国全志》对《本草纲目》的选译

《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译述的《本草纲目》开辟了中医药文化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先河.在"中学西传"背景下,译者以宗教和科学交流为出发点,采取删减、改写、增添文本内容的翻译策略,展现了明清时期中医药文化在西方传播的最初面貌,还原该译本的译介过程对当前中医"走出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副词"逐旋"杂议

以<朱子语类>作为考查的对象,描述了副词"逐旋"的语义与用法,认为"逐旋"可以表示逐渐义、临时义、随时义,并将<朱子语类>中的"逐旋,,与"逐渐、逐步、旋旋"进行了比较分析.另外,在汉语史的背景下探讨了"逐旋"产生与消亡的过程,认为"逐旋,,产生于唐代,繁荣于宋代,规范于元代,转化于明清,消失于现代.同时,还从词汇的系统性与汉语语史的发展两个方面对唐宋时期"逐旋"的产生与繁荣进行了分析,指出"逐旋"的使用是近代汉语特有的语法现象.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制度下的“三棒鼓”研究

"三棒鼓"是土家族一种古老的民族艺术形式,流行于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地区,具有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技法。明清时期是土家族土司统治兴盛时期,在土司制度下,"三棒鼓"在表演、内容、结构、音乐以及唱腔等方面都保持了土家族传统特色,后来又融合了土家族戏曲、民歌等素材,逐渐形成具有土家特色的说唱艺术。明清土司统治时期的文化制度为土家族"三棒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土家族"三棒鼓"的革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所"字三题

"所"字内容相当丰厚,它主要用作虚词,而又兼跨多种实词词类.本文选取其主要内容的三方面源流、所属词类及几种重要的"所字结构"加以探讨.《说文》与段注对"所"释义有欠妥当,其本义当为名词"处所"义,理清其词义引申发展的线索."所"字是古汉语中跨类较多的兼类词,计有名词、形容词、助动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连词、助词、象声词等十类.通过考察五种常见的所字结构中"所"字的用法,论述其助词性质及对实词的指示与强调作用.     

明清时期语气助词"呀"的发展演变——兼论"呀"与"啊"的关系问题

"呀"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个语气助词,是"也"语音发生变化后保留古音而采取的新书写形式."呀"一方面选择性地继承了"也"的语法功能,一方面也发展出了"也"原先所不具备的语法功能.在调查分析明清几部语料的基础上,揭示了"呀"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流变,并对语气助词"呀"与"啊"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在近代汉语后期,"呀"仍是一个独立于"啊"的语气助词;"呀"存在丢掉韵头音变为"啊"的语言事实.因此我们不排除"呀"为"啊"一个来源的可能.     

"蓄水"、"反哺"和"信息终端"——略论徽典对明清徽商集团发展壮大的三个基本功能

典当业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经营的四大主业之一,徽典在明清徽商集团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体现出三个基本功能,即作为徽商经营的次生性行业,对原生性行业盈余利润的"蓄水"功能;用经营典当的增益资金来"反哺"徽商集团发展的功能;利用其与社会接触面广、获取信息量多的优势,成为徽商集团经营发展的"信息终端"的功能。     

论"着"的语法化

语法化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现象使汉语在漫长的发展变化中产生了一批举足轻重的虚词,"着"就是其中的一个.它由一表"附着"义的动词虚化为两个语言成份:一是表示持续态的动态助词,即表进行的体标记;二是表示祈使的语气词.     

《家礼》与明清徽州男子伦理生活定位

《家礼》是南宋朱熹撰写的一部礼学专著,分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5个部分将古代礼义充分糅合于其所制定的礼仪规范中,对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地方伦理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以明清时期的徽州为典型区域,以徽州男子为特定人群对《家礼》的实践理路加以探究,认为:一方面,明清时期徽州男子伦理生活的定位,以朱熹《家礼》为旨归,其孝行、悌友、义举等伦理生活,与《家礼》中的孝道、悌友观以及义利观等一一对应;另一方面,《家礼》对古代地方伦理生活的影响展示在礼义和礼仪两个层面,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于生活中的推广也颇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