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岷州后氏家族与大崇教寺

岷州后氏家族为唐代吐蕃军将裔脉,元代即为当地政教望族.明代,后氏为岷州卫世袭土官,位居上层.出身于后氏的班丹札释则因其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教关系方面的重要贡献而得到明朝廷的礼重,最终获封"法王"尊号,并长期驻锡于京师大隆善寺,荣受朝廷奉养.班丹札释所创大崇教寺,是属于后氏家族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基于后氏的政教地位,再加上明王朝的扶持,该寺成为明代岷州地区的中心大寺.由于班丹札释的关系,大崇教寺与京师大隆善寺关系密切,大隆善寺实为大崇教寺僧人在京师活动的主要据点,大崇教寺僧人也因此与明朝宫廷之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但至明末清初,大崇教寺在岷州地区中心大寺的地位逐渐由同为后氏所控制的"下院"即属寺圆觉寺所取代.     

甘肃岷县大崇教寺明清契约文书研究

甘肃岷县大崇教寺收藏的明清契约文书共有32件,对当时岷州地区的政治、军事、宗教状况均有所反映.本文选择其中5件代表性的文书进行分析,研究大崇教寺文书形成的原因、契约形式及政府对土地的管理等情况.契约文书原件基本保存完整,真实具体地记录了大崇教寺明代以来寺院经济及其它方面的活动,颇具地区特点.通过对其整理、考证及相关研究,恢复契约文书所反映的时代面貌,勾勒出明清大崇教寺寺院经济的基本发展状况,探寻其内在的规律.     

东寺、香根及相关问题考

一、东寺的沿革 东寺座落于今甘肃省定西地区岷县梅川乡河抱山麓,原名灵鹫寺,一度称重广寺,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诏改大崇教寺(),藏语为曲德贡寺·隆主德庆岭()。东寺是民间对该寺的俗称。东寺在安多地区影响甚大,被誉为“第二卫地”。     

大智法王考

明代封授藏族僧人的最高封号为“大法王”。曾先后封授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得银协巴(de-bzhin-gshegs-pa)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高僧衮噶扎希(sa-skya-pa-kun-dgav-bkra-shis)为“大乘法王”,封及格鲁派宗喀巴大弟子释迦也失(shrva-kya-ye-shes)为“大慈法王”,号称“三大法王”。鲜为人知的是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还曾封过一位“大智法王”,即明代著名著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dpal-ldan-bkra-shis)。本文在广泛参阅明代汉藏史料及历史文物的基础上,从班丹扎释身世、拜师学经、奉旨西行及在北京建寺译经授徒传教等方面对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生平事迹作系统而详细的评述。     

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

明宣宗继承永乐朝的藏传佛教政策,继续对藏传佛教各派实施"多封众建",注重藏传佛教在稳定边疆方面的政治功能。同时,明宣宗与明成祖一样,对藏传佛教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扶持瞿昙寺、大崇教寺的修建,以及师从高僧班丹札失受闻密法,反映了明宣宗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多重关系。     

《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见“乌斯王逆旨”事件考

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载永乐九年(1411)班丹扎释在乌斯藏修习、参学时,不知何故,“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阐化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由此引发了“乌斯王”的恐慌。“乌斯王”情急之下向正在楚布寺禅修的班丹扎释求救,班丹扎释携“乌斯王”侄等一行前往明廷向明成祖陈情,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文章发掘学界新近公布的《大乘法王传》及《大乘法王致明成祖书信》中的重要信息,结合《贤者喜宴》《明实录》等传世藏汉文史料,考查“乌斯王逆旨”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乌斯王逆旨”指的是金字使者奉旨在乌斯藏迎请萨迦座主昆泽思巴(大乘法王)时,“乌斯王”意欲阻挠昆泽思巴前往明廷而制造障碍一事;《西天佛子源流录》对班丹扎释化解危机的功劳有所夸大,事实上是大宝法王发挥了主导作用,而班丹扎释作为陪送大宝法王返藏的侍从在此事件中承担了沟通和联络的任务。“乌斯王逆旨”事件的整个过程发生在明廷落实对乌斯藏“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的大背景下,班丹扎释奉大宝法王之意携阐化王侄前往明廷陈情以及随后再次奉命入藏安抚阐化王,皆与明廷派往乌斯藏执行多项任务的主使团随行,他是明廷治藏政策形成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妙济禅师塔铭》与明代汉藏佛教交流

宣德五年刻制的《妙济禅师塔铭》,现存北京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碑文分别由汉藏两种文字独立撰述,碑阳汉文由明代汉传佛教名僧圆瀞撰写;碑阴藏文据明代藏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口述写成。铭文记载了妙济禅师绰巴扎释为班丹扎释侄子,曾随第五世噶玛巴及宗喀巴大师受戒求法。铭文反映出明代汉藏佛教之间存在深层次的交流,班丹扎释及其领导下的僧团为促进明代汉藏佛教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太祖“御制至圣百字赞”异文现象初探

明太祖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赞"是与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有关且流传较广的重要文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铭刻》著录的版本有8种。由于传世方式多样,形成时代、存放地点、抄录者等不同,各版本间存在诸多异文现象。多数异文无歧义,但部分异文歧义较大。对此类异文现象的研究,有助于对文献内容的正确理解。笔者初步研究认为,传世的百字赞文献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版本系统,即洪武八年(1375年)武昌起义街清真寺碑文系统和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南京净觉寺碑文系统。净觉寺碑文传世最广,影响最大。但笔者认为,起义碑碑文系统当更接近百字赞原貌,净觉寺碑碑文系统当是对起义碑碑文的改写。     

定州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首先概述了定州历史,接着概括了定州伊斯兰教的地位,探讨了伊斯兰教传入定州的时间。然后根据元至正八年碑正文及碑阴重点研究了伊斯兰教在元代定州兴盛的有关情况。而将探讨的重心放在利用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代文(碑文)、物(建筑物)皆有所存的优势,对这座清真寺寺貌、寺名、寺之建筑规制、寺之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建筑成就上。同时对清末民国定州穆斯林的兴学修寺也有所涉及。最后存目式的列举了现知定州各清真寺的碑刻匾联等文物。     

萨迦寺简介

萨迦寺位于日喀则西南一百七十公里处的奔波山下,冲曲河把它分为南北两寺。萨迦派是西藏佛教的一种流派,其始祖是吐蕃王朝时期藏王墀松德赞的大臣昆拔窝伽,他的第三子昆龙王护(昆禄旺布松)是西藏最初出家的“七觉士”之一,在桑鸢寺从莲花生学道。他的子孙昆宝王(昆贡觉加布,一○三四——一一○二年)继承了师尊卓弥释迦智的一切传承和其他各派的教法,创立了萨迦教派。一○七三年(宋神宗熙宁六年)昆贡觉加布四十岁时创建了萨迦北寺,主要殿堂有:悉托拉章、古荣木、乌则、仁钦岗拉章、屯曲拉章。这些建筑大都毁于十年浩劫之初期,现已不复存在。     

论分裂割据时代藏传佛教各派对藏族文学的影响

分裂割据时期出现了藏传佛教的许多教派,随着这些教派的兴盛推动了后世藏族作家文学。这时期的文学,与吐蕃时期相比,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了较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是基于各教派的不同法脉传承而形成的,它确定了后世作家文学的发展方向和文学特征。     

寺管会队伍建设是伊斯兰教健康发展的关键

寺管会队伍的建设是我国伊斯兰教两支队伍(阿訇、寺管会)建设中的一支重要队伍,如果说阿訇队伍建设是关键,那么寺管会队伍建设是关键的关键,因为这只队伍负责管理清真寺的各项事务,是穆斯林群众和政府     

留居夏河的尼泊尔人

18世纪末,拉卜楞寺第二世嘉木样董·久美旺吾遵照第六世班禅华丹益西的法旨,依照后藏地区江仁钦宗的弥勒佛殿款式,在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大经堂之西北隅亦修建将一座弥勒佛殿(俗称大金瓦寺,也叫寿禧寺)。同吋,聘请了数名尼泊尔国手艺高超的金属工匠,来铸造高达8     

泉州清净寺

福建泉州市清净寺,是全国闻名中外的最早三大古伊斯兰教寺之一。清净寺始建于回历四○○年(公元1009年),原名为“圣友之寺”。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重修,但仍保持着原建筑的风格。     

齐鲁大地伊斯兰教第一碑

济南清真南大寺现存有一块于明弘治乙卯年(1495年)立的《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记》碑。这块弘治碑是济南伊斯兰教明代碑刻中仅存的珍品,是济南伊斯兰教第一碑。据可靠资料证明,明代碑刻在全国存留为数甚少,而济南的这块弘治碑,可能是全国伊斯兰教现存的第六块碑。据说全国原有三块元碑,其中一块已毁,现存留两块。第一块是元至正八年(1348年)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杨受益撰。第二块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碑,郭嘉撰。第三块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泉州《清净寺碑》,吴鉴撰,已毁。明代碑刻现存留有:1.明永乐五年(…     

兰州伊斯兰教寺院调查研究

本文运用田野调查法，对兰州市伊斯兰教的总体情况及部分宗教活动场所开展了调查，内容涉及兰州市伊斯兰教的总体情况、清真寺历史沿革、寺院经济、经堂教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阿洪及满拉的汉文化水平、寺办学校等多个方面，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伊斯兰教的发展变化情况。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就目前伊斯兰教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和平改革 区别对待——扎什伦布寺民主改革回忆

扎什伦布寺(简称扎寺)座落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西端日照峰南麓,是中国藏传佛教著名爱国领袖班禅额尔德尼住锡之地。     

西夏圣容寺初探

文献记载西夏王朝建有圣容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碑铭中有“庆寺监修都大勾当行宫三司正兼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律晶赐绯僧药乜永诠”,史金波先生认为其中的“圣容寺”当为凉州的一个寺庙。①西夏陵园残碑M2X:39+48+158(图版八)②第二行有西夏文八字,汉文直译为“年中西隅,圣容众宫”。这则资料是史先生首次译释的,他主张把西夏文“众宫”二字与汉文“寺”字对译,并为之做了精辟的论述。③然这座“圣容寺”在何处?寺名前“西隅”二字,是西夏境内的西鄙,还是中兴府地区的西偏,尚难断定。另外,圣容寺究竟为什么性质的寺庙,亦无人论…     

广法寺探源函录

金川雍忠拉顶寺(清乾隆改为广法寺),在“扬黄(教)抑黑(教)”的《安多政教史》中,记该寺建于13世纪。然而,著名史学家任乃强教授却根据其亲自在甘孜地区数十年的调查,说它的建立,起码在唐中叶(7世纪)之前,把时间前移了五、六百年。同时,任老还提供了明末(17世纪40年代)雍忠寺首领到成都向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所建大西革命政权朝贡的史料。     

《重修大龙兴功德记》及其史料价值

《常山贞石志》卷15收录元人石刻碑文一则，全名《大朝因师南天大上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碑文为常山居土赵从证所撰，恒阳石匠杨春刻石，宣授辅教大师真定路提都僧录释印从书丹共篆额。这是关于元之际的佛教史，以及藏传佛教传入中原并影响蒙古王室政治活动的十分珍贵的资料。龙兴寺，又名龙藏寺，在真定府境，《金薤琳》记“余近以使事过之，闻府治东二里龙兴寺有古铜佛一躯．崇七十二尺，阁之覆者崇百有三十尺’哪龙兴寺在府治东二里。真定府，五代后唐改镇州所置，宋代治所在真定，即今河北正定县。元改为路，明又复为府。则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