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杜甫、严武“睚眦”再考辨——与傅璇琮、吴在庆先生商榷

杜甫、严武之间是否有过一次严重的酒后冲突,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当杜甫对自己有失敬言行时,严武的态度,在表露愤怒和不以为忤两者中,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通过文献记载、严武的性格、杜甫若干诗歌的迹象三个方面的讨论,应该认为:杜甫、严武之间有过一次严重酒后冲突事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蜀道难》主题新探

李白《蜀道难》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疑案。或谓“罪严武、危房杜”;或谓“讽玄宗幸蜀”;或谓“讽章仇兼琼”;或谓模拟乐府旧题,纯山水之作;或谓送友人入蜀;然而,此五种影响最大的说法亦各有其不妥之处。兹分别驳论于下: 一 (一)“罪严武、危房杜”说。唐李绰《尚书故实》:“《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唐范摅《云溪友议》说:“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新唐书·严武传》和《韦皋传》、宋钱易《南部新书》等都认为:杜甫晚年和房琯同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严武为人暴虐,李白深恐杜、房遭难,作《蜀道难》劝其离蜀避难。但是,《蜀道难》最早见于《河岳英灵集》。殷璠作序云此集的收诗年限“终癸已”(天宝十二载)。唐时日本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殷序也作“终癸巳”。《文苑英华》和《全唐文》所载是“终乙酉”     

杜甫对李白的解读历程——兼论李杜友谊

李杜同游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李白对杜甫的思想与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杜分手之后,二人交往主要表现为杜甫通过诗歌创作怀念李白,本质上则是杜甫对李白进行解读。这一解读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二人初逢洛阳、共游齐鲁时杜甫对李白从激情的崇拜到冷静的反思、规劝;二是困居长安时期杜甫在求仕的屈辱中逐渐感悟到了李白自由人格之可贵;三是乱世飘泊时期,杜甫日渐贴近李白的心灵,在心灵的共振中自觉在人格上追随李白。杜甫对李白的理解过程,同时也是二人人生经历的趋同过程,杜甫经历了与李白相似的人生,最终完成了对李白完整而深刻的解读。从这一角度出发,对李杜友谊及杜甫的心灵历程可以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     

唐宝应元年杜甫行迹考

在关于杜甫的研究中,对于杜甫在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月送西川节度使严武入京之后的行迹,历来认定受阻于徐知道成都叛乱,欲归不得、滞迹绵梓了。形成这结论的原因,大约有三点: 一、杜甫送别严武后,已无时间返蓉;二、接家眷之行,不见于诗;三、阻隔于这次兵乱中,是有诗为证的。这对杜甫飘零东川的研究至关重要,但我觉得这结论形成了新的疑点,同时,也损害了杜甫的真实形象,从而动摇着这一历史定论。现在,就以上三点,分别谈谈自己的异议。第一个问题:杜甫送别严武后,是否就无时间返蓉? 应承认,这中间的时间是十分紧促的。     

杜甫奔走梓阆原因新探

唐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底杜甫由同谷至成都,在朋友资助下于西郊浣花溪畔营建草堂,就在草堂基本就绪时,命运又使诗人再度陷入奔走跋涉的羁旅生涯。宝应元年(七六二)七月,严武返朝,杜甫送之至绵州,正在这时成都少尹兼侍御史徐知道反,成都陷入一片混乱。诗人本来打算与严武分手后即回成都,但变起仓猝,欲归无法,遂开始了梓州、阆州等地的飘泊,直到广德二年(七六四)春末严武再次镇蜀时才重返草堂。这里有一个问题,徐知道七月癸巳叛乱,八月己未即基本平息,前后仅一个月左右时间,为什么杜甫却在梓阆等地流徙了将近两年呢?事实上杜甫在梓、阆期间一直是系心草堂     

关于杜甫在长安落户的地点问题

杜甫在唐代安史之乱前曾经旅居长安,贫病交迫,生活困顿,一度落户城南,结茅隐居。但是准确地点在那里?论者说法不一:一说少陵之西有杜甫旧宅,一说杜甫卜宅下杜;近来还有同志提出杜甫定居唐京长安城的偏僻坊间。细作推究,颇不尽然。杜甫是写实诗人,可靠的论据还是杜诗本身。从杜诗来看,杜甫落户之地当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少陵原下的杜曲。本文浅述管见,以求教正。     

对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图式的争论的思考

在认识发生或本源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皮亚杰是一个二项图式论者，有的同志认为皮亚杰是一个三项图式论者。笔者认为他既不是二项（即主体与客体二项）图式论者，也不是三项（即主体，活动，客体三项）图式论者，而是二项图式向三项图式迈进的学者。本文拟从四个方面作一些分析，以就教于大家。1．哲学的批判使皮亚杰反思二项图式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文艺复兴后的西欧哲学界诞生了以培根等人为代表的经验论和以笛卡尔等人为代表的唯理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思想在形式的最初阶段显然亦受到这两大对立的哲学观的熏陶。…     

质疑"后代人权利"的代际契约说基础——兼论"后代人权利"的实质

后代人权利论者从西方传统社会契约理论出发,提出了以代际链式相互性、代际正义、以亲子关系为模型的代际契约关系为中心的代际契约理论,作为支撑后代人权利的理论基础.但代际相互性不具有共时性,因此,代际契约无法达成和实现.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中找不到关于"后代人权利"的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当代人内部的关系,把亲子关系作为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契约关系的一个模型来理解是不合适的."后代人权利"只是一种权利虚构,后代人权利论的实质是强调人们普遍承担环境保护义务.     

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

李白与杜甫诗歌的经典化过程,在历代唐诗选本中有不同的体现。现存的唐五代选本,仅三种选李诗,一种选杜诗,且评价不太高,这里有时间、地域等原因,更主要的是认识不到位,这与韩愈等诗人对李、杜的高度评价形成较大反差。宋、元人对李、杜的评价很高,唐诗选本却常常不选二人诗,主要理由是二人全集易得且不宜割裂,这其实是一种尊而不亲的态度。明代唐诗选本普遍重视李、杜诗,不但二人诗在选本中占突出地位,得到最高评价,而且是李、杜并尊,李、杜诗歌的经典化,在明代唐诗选本中正式完成。这一经典化过程,可见经典具有耐读性和累积性,随着时代的进展,李、杜诗的意义愈加凸显,而且光景常新。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樊晃、戎昱：杜甫接受史上的桥梁——浅论杜甫在大历至贞元前期的接受

学术界论及杜甫的接受与影响,很少人论及大历至贞元这一段接受情况.但其实这段时期杜诗仍在传播,其中樊晃与戎昱表现最为突出,樊晃对杜诗进行了收集,戎昱则仿效杜诗进行了创作,受到了杜诗忧国忧民之心的深刻影响,能关注现实.两人构成了杜甫及杜诗传播及接受史上的桥梁.     

杜甫《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发微——与朝鲜李敬舆次韵诗的比较为中心

《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算不上杜诗中的杰作,但是通过比较朝鲜人李敬舆模仿此诗而作的次韵诗,仍然可从中清晰地看到杜诗的与众不同.首先,杜甫在诗歌中采用细致的写实手法去述说史实,并将各个事件紧密衔接,所以读他的诗,头脑里总能浮现出一幕幕画卷.其次,杜甫对感情的抒发,不是火山式的喷发,而是曲折婉转般的回旋,所以读他的诗,总让人感到情意深沉且回味绵长.再次,杜甫爱用典且善用典,他不仅通过改用与反用古人故事的方法来活用典故,还将典故与句子完美契合,做到用典而不留痕迹,所以读他的诗,总能兴趣盎然而不被字词所绊.朝鲜人李敬舆虽也极力模仿《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由于仅仅停留在样式布局的表层上,没能领悟杜诗之精髓,故其模仿的结果是形似而神异.     

传统文化与严复自由、共和的宪政观

严复对传统虽有批判,但并未背弃,对近代西方文化虽曾大力宣传,却一直是选择性的接受;“西学”与“中学”在严复头脑中始终不断“交融互释”着。严复晚年重估中西文化,是在致力于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点,质疑西方科技文化的局限,是对早年中西文化观的补正。这与其说是一种倒退,还不如说是一种更加成熟的表现,是在更高层面上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     

《读杜心解》在清初杜诗学研究中的学理秉承与创新

《读杜心解》在清初杜诗学研究中的学理秉承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间际于实证主义与文本批评之间;取舍于众家之注而归于＂心解＂。《读杜心解》既有学术的严谨内容,又有文学批评的灵性成分,可谓重学术而不废性情。探讨《读杜心解》的杜诗学研究状况有益于反观学术思想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杜诗学的接受与清初文化思想的关系是密切相联的。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试析杜甫《盐井》诗中的井盐价格

杜甫《盐井》诗中所提到的两个唐代井盐价格从盐生产难度大、肃宗至德年间物价腾涨等方面考虑,是可信的。杜甫一些关乎时政时事的诗作中所用数字多与史实相符的现象也可视为旁证。     

信、达、雅与中庸之道

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为其翻译找根据 ,寻基础 ,是为了让国人更容易接受他的译文。鲁迅坚持“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 ,大呼“拿来主义” ,其目的在于把外来思想和表达方式“据为己有” ,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实质上 ,鲁迅的翻译理论承接了严复的翻译思想 ,他们二人的翻译观点始终由“和”这个中庸思想牵引着     

杜甫入湘早期行踪及诗作编年

杜甫湖湘诗的编次及其在湘行迹详情一直是杜诗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前人研究的讹误主要在于研究者不熟悉湖南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因此有必要对杜甫入湘早期的行踪及诗作重新加以探讨和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