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证成与价值——以恢复性正义为视角

恢复正义是通过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实现社会关系的全面恢复,刑事和解是恢复性正义最重要的司法形式,刑事和解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刑事和解自身的属性以及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证成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环境犯罪刑事和解既有有利于环境关系和谐发展以及环境权的最终实现价值,又有完善我国刑罚体系结构等价值.     

刑事和解视角下检察官的司法能动性分析

刑事和解体现正义、秩序、效率等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是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创造性的司法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刑事司法政策目标.在法律空白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刑事和解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作用,对检察官的专业素质、对现实社会的洞察力、对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建构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中国有着深厚的刑事和解制度生存土壤。历史的“和舍”司法观念决定了中国的法制传统可以接纳刑事和解制度;从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变迁则决定了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刑事和解制度;而国家和个人最大化的效益追求也预示着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已成为了国家和个人的内在需求。刑事和解制度不但能够在中国建立,而且完全有必要在中国推广。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法治属性

自刑事和解这一新的名词进入法学界的视野后,学界围绕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等基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不同观点。对刑事和解制度法治属性的论证是建立并顺畅运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关键。基于法治理论的阐释,结合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分析,刑事和解制度贯彻了“有限政府”这一法治原则,满足了“无害正义”这一良法要求,实现了“人民主权”这一宪法原则。     

刑事和解的法律价值

"报应正义"的理念导致刑事司法体制存在着天然的弊端:刑事被害人的利益被忽略,刑事被告人被简单化处理(被监禁),"被害人——加害人"寻求补偿解决的企图被对抗性司法所取代。如何在刑事司法体系内实现既全面保护被害人利益,又能使加害者改过自新、复归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政策中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刑事和解是在全面反思传统刑事司法体制诸多弊端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一种全新的范式,不追求简单的"报应正义",而是追求力使社会关系全面恢复的"恢复正义",它不仅对被害人给予更多的关注、抚慰和补偿,同时也关注加害人的教育和改造。     

论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基础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问题解决机制,弥补了常规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忽视被害人意愿的不足,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我国现行刑事法制的补充。刑事和解具有正义和效率方面的价值。刑事和解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法律文化氛围、刑事政策指引下的产物。引进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也符合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     

论刑事和解的价值及其限制

源自西方恢复性正义理念的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处理犯罪的方案,虽然对社会具有秩序价值、对刑事被害人具有抚慰价值、对加害人具有回归社会的价值、对司法机关具有效率价值,但同时又具有背离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三大负价值。对此,在没有法律明文规范刑事和解的情况下,对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只宜将其作为酌定不起诉、酌定量刑情节处理,需要用刑罚报应正义限制刑事和解的泛化。     

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基于其特殊的价值,我国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试点与探索,而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应用并没有推开。自诉案件和刑附民案件程序的启动本身就决定于被害人,这类案件的和解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就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应用的价值、程序设置的主要问题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设置的完善提出建议,以适用于审判实践。认为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不仅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刑事审判的功能发生变化,与过去靠“打”来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完全不一样,能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分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公共政策有机组成部分，不但承载着主体对自由、正义、秩序与效益价值的追求，而且它还能够满足主体对自由、正义、秩序与效益价值的需求。     

我国刑事和解的内涵界定

一、我国的刑事和解不是西方舶来品 对于在我国兴起的刑事和解,有学者指出,"时下我国刑事和解的兴起,固然与借鉴西方的司法和解理念、制度如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等有关系,但刑事和解的兴起主要不是西方经验,而是东方经验."还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实验,刑事和解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家们倡导下的产物,而是各地公检法机关进行的制度探索."笔者赞同这种说法,从我国刑事和解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的使用过程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和解是司法实践中的轻伤害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的改革,而不是西方舶来品.     

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问题及其对策

纵观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它始终逃不出公平和效率的矛盾范畴,追求公平,必然有损效率,反之亦然。中国公共行政改革同样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那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是值得相关人士思考、探讨及实践的。     

程序公正的标准

程序公正虽然在理论界、司法界已有所重视,但人们对程序公正的标准认识不一。文章认为程序公正应包括:法官中立和被立、当事人平等、程序的充分参与、程序公开及追求诉讼效率等内容。     

从市场失灵、市场失衡到国家干预 --经济法研究路径的再反思

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在理论与实务层面面临诸多问题。其中,首要的是从两条传统路径对经济法正当性的求证,即矫治市场失灵与追求实质公平出发,证明国家干预经济及其法律表现形式的经济法具备正当性。对此,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但在这两条论证路径中可能忽视的问题是,国家干预的目标在于恢复效率与实现实质公平,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不能替代市场机制本身。这一方面意味着国家的干预机制应当对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具体分析,应当结合市场失灵的相关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市场化的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在实现实质公平的过程中,应当注重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形成效率导向性的公平观。唯此,经济法才能更好地统携效率与公平,达致其论证理路的内在一致性。     

朱熹的司法思想与和谐社会

朱熹"以严为本"的司法思想主要体现在适用刑罚时反对重罪轻刑,主张罚当其罪;在诉讼活动中应贯彻"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慎刑原则,防止滥刑;在诉讼程序上要求"明谨用刑而不敢留狱",保证审判质量和效率;在法官职业道德上追求公正诉讼,严防偏私。朱熹"以严为本"的司法思想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论股东有限责任制的价值追求

股东有限责任制以效率作为核心价值追求,不仅表现在股东有限责任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所内蕴的法律价值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其社会经济价值表现出来。股东有限责任制对效率的追求打破了原有企业制度的利益平衡,集中体现为对于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保护缺失。由于效率和公平同为公司法所追求,从而使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成为推动现代公司法发展的内在动力。     

先秦两汉时期儒家的贫富观及贫富调整思想

先秦两汉时期的儒家不反对求财致富,但强调获得财富应遵守"道义"原则。指出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基本制度设计违反"道义",造成"重税、兼并",从而使特权、垄断盛行,侵蚀人们的劳动所得,应根据"道义"原则建立相应的财富约束与调整机制,从基本制度设计上竭力防止和避免贫富分化。     

论刑事审判公正价值的实现

刑事审判公正价值的实现是刑事审判价值目标的现实化,也是刑事诉讼活动的目的得以实现的最终结果.刑事审判制度再好,如果不能良好地执行,其社会意义也极其有限.司法公正是人类永恒追求.刑事审判公正价值的实现是刑事审判的精神所在,是刑事审判的最高境界.因此,我们应加深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统一对刑事审判公正价值原则等的深刻认识,进而谋求刑事审判中诉辩平等、法官中立、控审分离等公正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     

"三个代表"视域中的社会正义

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要求,既体现了人类普遍的正义追求,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内在精神,并反映了当前国际国内新情况对社会正义的新要求,是"三个代表"视域中的新正义观.社会正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三个代表"是推进社会正义的指导思想.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基础理论探微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是指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遇有法律规定较抽象或有弹性的情形时，为了实现更合理的目标或达到更好的效果，可依法律原则或精神就具体问题作出相对自由的选择、判断与处理，它具有合法性、依附性、合理性等特征。由于法律和法律解释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对实质正义、个体正义、司法效率效益的追求，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正当性，但要给予制度控制，以防滥用。     

简论法官的追求与责任

追求正义是人类的普世性原则,是一切法律秩序的基础。司法权委由法官行使,实现司法正义应是法官根本的价值追求;理性裁判是法官实现司法正义的有效载体;发现法律是法官理陛裁判的科学路径;当司法正义实现不能之时,即为法官责任产生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