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略说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修史的优良传统,且朝朝代代相接,绵而不辍。我国史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官修的所谓“国史”,也称“正史”,如《二十四史》;一种是以行政区域为范围,分门别类综合记录该地区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史书,叫做“地方志”,如某县志、某府志、某省志等等。地方史书命名为“方志”,是用来和“国史”相区别的,其实,志和史并无根本异同。如陈寿纪三国史事,本是国史,却名为《三国志》,便是例证。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远在周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设有掌管记录国之大事和典册的史官。孟子所谓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讲的《晋乘》、《楚梼杌》、《春秋》,以及《吴     

略论《史记》在中国文体发展史上的贡献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因司马迁曾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曾继承其父司马谈生前之职任太史令,而太史令最初又称太史公,故名。《史记》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对中国文体发展史的贡献,首先反映在史体上。 一、它开启了我国通史的写作风气,创立了“通史”这一大史体。在《史记》之前,中国历史上虽也有过一些史书,如《春秋》、《国语》、《战国策》、《尚书》,但它们都或为断代史,或为国别史,《尚书》在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史书,因为它只是一些公文的汇编。因此,     

均势理论视角下的战略行为研究——以三国时期为例

“均势”既指代国际关系中的客观态势,也指代行为体的行为策略.三国时期的均势体系是有代表性的均势模型,其存在形式表现为吴蜀的结盟行为和蜀魏的南北对抗,并由此产生了对当代具有参考意义的均势战略行为与思想.文章基于对以陈寿《三国志》为代表的官修史书解读,认为三国时期的均势理论与战略行为可从几个层面来理解,即国家实力、地缘政治、身份认知与结盟压力.三国时期在均势理论视角下衍生的战略思想及战略行为,值得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加以重视.     

改造“无人身”的史学

改造“无人身”的史学阎世兰读《左传》、《史记》这样的史书，人们可以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卷。然而，要读现在人写的大部头的《通史》、《史稿》、《史纲》之类，感觉就大不一样，读上几段、若干章节，就教你兴味索然，耐着性子读下去，准会昏昏欲睡。我甚至觉得读这类...     

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白寿彝先生的通史编撰及其思想渊源析论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史学名家。其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与多卷本《中国通史》,结构严谨、语意通俗、流传量广,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史书编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成就的显著代表,亦是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要求,充分继承通史家风,尤其是民国以来顾颉刚诸先生的通史编撰遗产而取得的集体智慧结晶。     

西藏通史编纂述论

西藏通史著作在“藏学”研究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分析了古代、近代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西藏通史著作，并分析了不同时代的西藏通史的特点，对西藏通史的编纂提出了几点浅见。     

优选文献材料与叙事史书增进文采之管见

历史真实与叙事史书文采之间的矛盾，是涉及史书撰写的一大问题。如果史学中人能自觉地去优选“正史”、野史笔记和诗词曲赋三大文献类型中那些“真实”与“文采”融为一体的材料，将它们在史书中用活用好，将会极大地改善和增进史书文采。这对于实现史学社会功能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国难之际的史学遭遇——以1931—1937年的“通史”编纂为例

新式“通史”的书写是二十世纪初期“史界革命”突破的一个关键点。既有章太炎、梁启超等时代巨子的积极倡导,又有由清末学堂改制所催生的编纂新式教科书的大量需求,“通史”写作由此走向学界中心。然而到了三十年代,学风为之一变,以史语所为代表的考据势力开始主导学术潮流,通史的编撰随之退为边缘。但在此期间,伴随日本入侵危险的日益加重,国难笼罩下的民国史学界的通史书写,实际上呈现的是一幅更加多元的图景。     

论周谷城世界通史编纂思想及实践与当代"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相关性

作者旨在通过对周谷城世界通史编纂思想和实践与当代“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相关性比较 ,发现其与当代世界通史编纂趋势既相合又相异的两面 ,其价值在于世界通史的编纂上所体现的整体史观念和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 ,但同时又存在着对整体史认识上的一些局限性及其在反对欧洲中心论上表现出的不彻底性     

《三国史记》夫余史料解析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涉及的26条夫余史料,对夫余历史研究的价值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利用这些史料研究相关的夫余王,如大致推测带素的在位时间、夫台与尉仇台的关系等;二是《三国史记》采自朝鲜古籍的相关史料,可与中国正史中的一些史料互为补充,它对夫余王系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三是这些史料对夫余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之梦的解析

韩国古籍《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记载了大量的梦,如果从出处、梦者、梦的主题、释梦等角度予以解析,可以把梦分成预示、胎梦等六种类型,由此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梦离不开韩民族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及其价值观。     

从历史到小说的关键一环－－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是继《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后又一座三国史的里程碑，是三国题材由历史到小说漫长演化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它对上融陈寿原著与裴注于一体，兼采其长而出之以编年，对下影响到“说三分”与《三国志演义》创作。在思维方式，材料整合，叙事艺术，语言风格以及文化观念等史传与小说相通方面《资治通鉴》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与独特作用。     

曾国藩士大夫之学及其内在逻辑

曾国藩读书善识大体,是经世之学。其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归属士大夫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认识始终以"事"为中心,在礼学经世思想蕲向下,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嗜好辞章,使学术的本质转化为学术的功能,使得事功实践与知识阅读融通起来。曾氏所学不是出于著述,而是作为事功和德性开启的前提条件,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终指向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总判断。     

周代籍礼“风土”考

《国语》所载周代"籍礼",是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礼仪活动。其意义是疏导土壤中的阳气,使之顺利地播散。籍礼中,以瞽为首的乐官们所从事的"风土"活动,并不是韦昭注所以为的观察土壤中的气脉,而是通过乐舞鼓动风气,帮助土壤中的气脉顺利播散。它是这一土壤巫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三国时期的散文辨析

朝鲜三国时期有两篇代表性散文:《贻汉将书》、《花王戒》,对其语言、文体和对朝鲜文学史的意义提出新的判断很有必要;同时还发现禄真的一段文字是一篇尚未引起注意的赋,也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     

三国故事传播史述论

三国故事的漫长传播史,经各类传播方式长期参与,由历代文人撰述与丰富的民间记忆共同构成。三国故事传播史多元并存的独特结构,是孕育培养《三国演义》的文化沃土。然此杰出的古典长篇小说,亦属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环节和支脉,而非三国故事漫长传播的最后定本。     

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因为编撰性质不同而不应将两者完全等同一致。关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之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更可得见当时新旧史学转换的种种特征在历史撰述中的具体表现。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通常被认为是开始使用了章节体,其实仍以使用纪事本末体为主,编纂形式新意无多,而其划分历史阶段的分期观念,以及受此影响而在历史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改变,其学术意义则不可忽视。清末出现的多种中国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成为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     

天马行空——玄幻小说中的“三国”题材作品——兼粼三国演义》的续书

《三国演义》这部文学作品一直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在古今小说史上，也有一些续作，但与其他小说名著相比，它的续书是较少的，在古近代小说史上，都耒形成续书热。然而，在当代，尤其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却出现了续书热潮。     

“三国”惑乱遗至今——易中天现象与三国历史论著的读者推荐

易中天现象是指易中天著《品三国》出版后,专家和普通读者在评价观点上相互对立的一种阅读现象。学科馆员首先要了解到,从历史演义来了解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大多数普通读者常态的阅读方式。对于三国历史豁著,学科馆员要从普通读者的阅读方式和从以史解文的视角,有选择地进行引导性推荐阅读。在推荐过程中,对于专家学者中某些代表性观点,如“文史混谈”、“非忠义观”等观点,应进行解析性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