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语与吴国青铜器铭文释"吴"

"吴"吴语读"ng","鱼"吴语亦读"ng",两者同音;国语"吴"读"wu","鱼"读"yu",发音迥异。吴国传世最早的青铜钟记载称"工",写作"■■",吴王阖闾、夫差剑称"工吾",写作"■■",吴国青铜镜又简称"吴",写作"■";"吾"早期金文写作"■","后省略为"■",《说文》释为第一人称,我释为捕鱼之"帆船",由此释"■"为"大舟"。史载吴国有"余皇大舟",实为"吴王大舟",是为吴国旗舰。     

旗开得胜的筹划——读史随笔之五

在江南吴地,至今都流传着"孙武斩王妃"的故事。春秋末年,齐人孙武经伍子胥引荐得与吴王相见。此时正是吴国用人之际。当吴王读了《孙子兵法》后,还想实地考察一下孙武的用兵能力,便差180名宫女予孙子演练。其爱妃夏姬和姜姬任左、右两队队长。孙子为了让吴王诚服自己的用兵之     

《说文解字》中的"邗"字新释

"邗"为古国名,《说文》收入邑部,许慎对其字义、读音等进行了说明。考之《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许慎依据汉代行政区划对古邗国地理位置的说解存在问题。清代的"说文四大家"在解读《说文》时均未发现这一问题。清人在释"邗"字时,不仅未能理解许慎本义,而且有偷换概念之嫌,即以"邗沟"或"邗城"替换许慎所言"邗国"。     

汉末魏晋南朝江陵城又称“荆州城”、“南郡城”考释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江陵城作为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梁元帝时期以前的江陵城,在文献中往往被称为“荆州城”、“南郡城”,弄清它们与江陵城之间的关系,确证其所指,以及区别其异同,不仅是研究江陵城的基础工作之一,而且可以加深对发展中的江陵城的认识。     

张良的胡里在今禹州

文章对汉初大臣张良的故里进行了新的考证,否定了诸多工具书的"今安微亳县东南"说,肯定了"张良故里在今河南禹州".文章依据文献记载、地方史志资料和实地的勘察,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张良故里不是在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地域,而是在韩国地域;不是在东"城父",而是在西"城父"(亦称"父城");不是在今河南省郏县、宝丰县的古"城父"地区,而是在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古"城父"地区,即张得乡.这样,文章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张良的故里是河南省禹州.     

汉末魏晋南朝江陵城又称“荆州城”、“南郡城”考释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江陵城作为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梁元帝时期以前的江陵城，在文献中往往被称为“荆州城”、“南郡城”，弄清它们与江陵城之间的关系，确证其所指，以及区别其异同，不仅是研究江陵城的基础工作之一，而且可以加深对发展中的江陵城的认识     

张良的故里在今禹州

文章对汉初大臣张良的故里进行了新的考证,否定了诸多工具书的"今安微亳县东南"说,肯定了"张良故里在今河南禹州".文章依据文献记载、地方史志资料和实地的勘察,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张良故里不是在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地域,而是在韩国地域;不是在东"城父",而是在西"城父"(亦称"父城");不是在今河南省郏县、宝丰县的古"城父"地区,而是在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古"城父"地区,即张得乡.这样,文章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张良的故里是河南省禹州.     

吴楚吴越之战中的水军及其历史意义

吴楚之战,早在吴建国初年就开始了。公元前585年,“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正式建立吴国。当时大国争霸形成了楚晋南北对峙局面,晋为牵制楚国,派楚国亡命大夫申公巫臣带战车一队,来到吴国教习射法、御法和车战阵法。为了掠夺的需要,吴国连年发动对楚国的战争,有时一年连打七仗。楚国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东方。公元前570年,楚共王大举伐吴,深入到衡山(今吴兴)。公元前538年至公元前514年,吴王余祭时,楚国又三次伐吴。吴王王僚时,吴则四次伐楚。随着吴国国势的强盛,楚国的边邑为吴国蚕食。于是楚平王派大臣文种和范蠡到越国,从背后牵制吴国。     

孙武与孙膑

军事家孙武是齐国人,因避难来到吴国,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他指挥吴军,以少胜多,三次击败强大的楚国,使吴国成为春秋战国霸主之一,所著《孙子兵法》被后人奉为军事经典,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流传于世。亦成为商战教科书。     

伍子胥所筑阖闾城究竟在哪里?

春秋吴王阖闾欲“兴霸成王”,于即位之初命伍子胥主持修筑了吴城,一名吴大城,后人又称阖闾城。关于其城所在,历代史志记载皆谓在今苏州城区,但传说又谓在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侧。迄今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完满解决,各家意见不一。辨明伍子胥所筑阖闾城所在,不仅有助于吴文化研究的深入,更直接关系到今苏州建城的历史。众所周知,伍子胥所筑阖闾城乃春秋后期吴国都城。秦置会稽郡治吴县。《汉书·地理     

关于西周成周城的几个问题

武王在位时初步营建过成周城,具体位置在今汉魏故城一带;成王之世重新营建成周城,在今瀍河两岸。金文资料表明:成周城是西周时期的另一都城,西周时期在成周设有宗庙,成周城是西周时期的另一政治中心。     

木渎春秋吴城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20 0 0年至 2 0 0 1年 ,苏州博物馆考古队在苏州西南的木渎一带发现了一座春秋晚期的城堡遗址 ,它应当就是阖闾时伍子胥所筑的吴国都城。木渎春秋吴城遗址的发现 ,对于研究阖闾的都城位置、汉代吴郡的位置和探索战国秦汉之间吴地所发生的巨大变迁都具有重要意义。     

淮盐重要历史遗存——古海陵仓考

古代泰州淮南大盐场地处江海流域,两淮中部,滨江临海,700余里广袤的滩涂资源,又有得天独厚舟楫之利。公元前195年,吴王刘濞在此开山铸钱,煮海为盐,由扬州茱萸湾开运盐河东通海陵仓专事运盐。汉、唐、宋年间史籍、文学著作中经常出现“海陵仓“一词,对此史学界一直颇多争议。从多角度、多侧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当时当地的自然现象、历史背景,展示出这里两千多年前从海陵仓形成以来淮盐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本文着重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所谓＂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1.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2.君主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来源于孔子创立的正统儒家理念,并由孔子亲手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树立起权威性样式,目的是凸显天子高于诸侯国君的独一无二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用;3.曹操生前已充分享有天子特权,并在安排自己陵园中公然以天子自居,所以曹操封号＂魏王＂的＂王＂,完全不能理解为普通诸侯王公的＂王＂,而是周朝天子称谓＂周王＂的＂王＂,是与皇帝并称＂帝王＂的＂王＂,也就是天子;4.在其权位继承人曹丕和丧事主要经办大臣司马孚等的一致支持下,曹操丧葬必定会以天子等级办理。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格式,应当是＂武王＂,而绝非加国号＂魏＂字的＂魏武王＂;5＂.魏武王＂称谓的出现,非但不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性物证,反倒成为证明墓主绝不可能是曹操的关键性物证;6.仅仅因为随葬品有＂魏武王＂的称谓,就将墓主认定为曹操,是在不了解当时丧葬礼制和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本性误判;7.陵园中两座墓葬的相对位置,也是以上误判的有力佐证。     

金沙古史探微

在成都摸底河两岸发现的金沙遗址是历史上开明王朝生活于此的文化遗存.开明族富于治水经验,他们进入成都平原后很快就取代了出自西山的古蜀族,建立了金沙古城,因此这里并无望帝于丛帝禅让的情况.而古蜀族地位逐渐下降,其沦为二等公民殆无疑义.金沙古城与十二桥遗址相近,应是同时代的双子城.金沙时代气候温暖潮湿,其自然环境与三星堆时代迥然不同.距今约2300年前,金沙古城毁于洪水,不久强秦入侵,开明族统治结束,亦即古蜀最后覆亡.     

汉代官营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

中国古代官营经济思想理论源于战国时期的管商学派。汉代从武帝时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官营经济政策,虽然在短时间内聚敛了大量钱财,但是给百姓生活及社会生产也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武帝死后,官营经济的做法受到某种程度的清算。新朝王莽上台后,倒行逆施,推行更加全面的官营经济政策,不久就被人民推翻。东汉以降,官营经济政策终于由一时的极盛走向衰落。     

《周易》革卦中的武王伐纣日——“戊子”说质疑

《周易·革》经文中曾两次出现“巳日”,历代注家对此所作的解释多有不通。经考,“巳”即癸巳,癸巳即武王伐纣起始日。“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及“三代大火星象”(均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题)认定武王伐纣始于戊子日,比癸巳日早五天。本文经过对“戊子”、“癸巳”二说的比较研究,认为“癸巳”说较“戊子”说可靠。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一座中国传统城市的2500年——绍兴城市史概论

绍兴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都城,始建于越王句践七年(前490),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这座由越国大夫范蠡主持兴建的古都,在城市选址、规划理念、空间结构和都城模式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周代的建都礼制.秦汉以后,这里相继成为山阴、会稽县治,会稽郡、越州、绍兴府(路)治和东扬州、浙东观察使、两浙东路治所,是一座始终以行政中心功能为主的传统城市.25个世纪来,从城市地理环境、人口数量、用地规模、功能布局到城市肌理诸多方面,按照城市自身规律发展,保持了非常明显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这种城市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不断累积、丰富、深化了城市文化的内涵和历史记忆,推动着城市文明的进步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