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交易的治理——基于关系契约理论的分析

我国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交易属于"关系契约"的一种,其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法规、制度、合约等正式措施,而需要加入信任、互惠、合作等关系治理手段。本文回顾了农业龙头企业的相关研究和关系契约理论,并将二者结合起来,从关系契约角度分析了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交易的关系性特征,指出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治理模式由正式的合约与关系治理两种手段组合而成,不同的组合适应不同的交易特点和商业环境因素,并带来不同的交易绩效。     

信任、关系承诺对信息共享及联盟绩效实证分析——基于“公司+农户”的农户视角

构建信任、关系承诺、信息共享与联盟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以广东省和海南省462户农户为调查对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公司+农户"伙伴间信任、关系承诺、信息共享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对关系承诺、信息共享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承诺对信息共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信息共享对联盟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建议农业企业管理者不仅要重视与农户建立高水平的信任与关系承诺,而且要善于与农户进行信息共享来提高企业绩效。     

农户权力对合作农业企业信任、关系承诺的影响

选取“公司+农户”组织模式中的公司为调查对象,收集202份样本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探讨农户五种权力使用对农业企业信任、关系承诺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信任农户显著正向影响公司对农户的关系承诺;农户对公司不同权力运用对公司信任及承诺农户产生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专家权、参照权和合法权与信任之间正向关系显著,奖赏权和强制权对信任的负向关系显著,专家权与关系承诺之间正向关系显著,参照权、合法权与关系承诺之间正向关系并不显著,强制权与关系承诺之间负向关系显著,奖赏权与关系承诺之间关系不显著,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建议农户在和公司合作中,可以使用媒介权力和非媒介权力来协调农户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可使用农户专家权、参照权和合法权来培育公司对农户的信任,避免使用农户奖赏权和强制权,而提升公司承诺农户则可以使用农户专家权,但应用中尽量避免使用农户强制权。     

订单交易成本、关系信任对农户履约行为的影响——以山东省286户果农调查数据为例

利用山东省参与订单农业的286户果农调查数据,分析了订单交易成本和关系信任等因素对农户履约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向企业实际交付的果品数量占其总销售量比重不足半数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46.1%,履约行为很不乐观。在订单安排因素中,交易地点远近、交易结算方式对农户履约行为有显著影响,即在交易地点较远或交易延期结算的情况下,农户履约积极性将会不足;交易中的关系信任对农户履约行为也有显著影响,对龙头企业信任水平越高,农户履约激励就越高;此外,户主文化程度、距公路距离和合同溢价程度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户履约行为。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治理绩效影响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关系治理理论

以关系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治理诸要素中信任、合作、关系承诺、相对依赖性之间及其与关系治理绩效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依赖性对农户信任度有直接路径影响,并通过其间接影响关系治理绩效;农户关系承诺对农户感知的合作程度有直接路径影响并通过其间接影响关系治理绩效;农户感知的合作程度对关系治理绩效有直接路径影响,同时又是农户信任度和农户关系承诺间接影响关系治理绩效的中介变量;农户信任度对关系治理绩效有直接路径影响并通过农户感知的合作程度间接影响关系治理绩效,其影响效应最大。     

绩效管理理念在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关系治理中的应用

农户和农业企业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农业龙头企业效益的提高.现阶段,企业和农户的合作模式是以契约为基础的订单农业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存在经济主体利益不一致、农户违约成本低和地位不对等的缺点.为有效解决农户和企业之间契约合作的不足,将绩效管理思想和指导方法引入龙头企业和农户关系治理中,为农户和农业龙头企业的关系治理提出建议和流程指导.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科技扶贫减贫绩效

利用陕西省科技扶贫重点县域821份农户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扶贫科技资源供给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扶贫主体形象与制度信任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扶贫科技资源供给特征优化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减贫感知绩效,其中匹配性、可得性与多样性特征对减贫感知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覆盖面特征不具有显著影响;扶贫主体形象在扶贫资源供给特征与农户减贫感知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信任在扶贫主体形象的中介作用中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即农户对相关扶贫政策信任程度越高,扶贫主体形象改善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中治理机制与农户续约意愿

提高农户续约意愿是“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基于海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和陕西6省共55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治理机制（正式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与续约意愿的关系机理,并深入探讨市场不确定性对两种治理机制与农户续约意愿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契约约束力和关系治理均正向影响农户续约意愿,契约包容性负向影响农户续约意愿;关系治理强化了契约约束力对农户续约意愿的正向影响,但对契约包容性和农户续约意愿间关系没有调节作用;市场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契约包容性和农户续约意愿的关系,正向调节契约约束力和农户续约意愿的关系,但对关系治理和农户续约意愿间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     

社会网络关系下农户销售合作对象选择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基于3个不同地区村庄的综合比较

以3个不同地区村庄的农户作为调查对象,测量农户各种社会网络关系,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影响农户销售合作对象选择的驱动因素及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驱动因素对农户销售合作对象选择的作用机制中,一般信任关系比特殊信任关系作用更显著;姻亲关系比其他情感关系作用更大,部分情况下血亲关系反而起负作用;情报关系、咨询关系具有中介效应,且咨询关系中介效应更显著。     

资产互补性与专用性对农业垂直一体化的影响——基于5省378份企业与农户调查数据

从企业与农户双边资产互补性与专用性的视角,在GHM模型框架内分析了企业与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垂直一体化的产生条件,并基于5个省份378份企业与农户的交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和农户的垂直一体化不由单方面资产专用性决定,而是由企业和农户双边资产专用性和资产互补性决定。企业或农户任何一方的资产专用性较低或企业和农户的资产互补程度较低,都会导致企业和农户最终以现货市场完成交易,这解释了中国“订单农业”履约率低的现象。当企业和农户双边资产专用性程度很高或资产互补性较高时,企业和农户会以反映双边关系的垂直一体化模式完成交易。     

行业协会:搭建政府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制度途径

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基于一定的制度基础。近20年来,行业协会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制度经济学认为,行业协会是经济治理中一种能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性结构,能有效促进政府信用的建设。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对行业协会仍然存在很多信用缺失,政府要实现对工商业界的契约承诺,必须在构建与行业协会的信任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风险感知、制度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受内在风险感知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基于四川泸县和宁夏平罗80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风险感知、制度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制度信任在风险感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风险感知抑制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且存在区位异质性;制度信任(行政理念信任和行政行为信任)促进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且能减轻风险感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负面影响,从边际效应看,行政行为信任的缓解作用强于行政理念信任。由此,提出审视宅基地区位级差效应,建立差别化的宅地基退出权益保障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注重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改善个体对政府行政的情感态度以提高人们的制度信任水平等建议。     

关系嵌入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以知识溢出、知识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简

通过引入知识溢出、知识吸收能力两个中介变量,研究关系嵌入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建立了关系嵌入性-知识溢出-企业创新绩效和关系嵌入性-知识吸收能力-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发现了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关系嵌入性对显性知识溢出和隐性知识溢出都具有促进作用,且对隐性知识溢出的作用大于显性知识溢出;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隐性知识溢出的作用大于显性知识溢出;关系嵌入性对知识吸收能力具有正向影响;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关系治理、第三方介入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基于CLES的经验证据

流转租金的市场化是农地要素市场发育的重要表征,当前我国农地市场中租金的价格形成机制并不完善。以转出方面临的流转事后交易费用为理论分析起点,基于2020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收集的1648个农地流转样本,采用OLS、2SLS和CMP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关系治理对流转租金的影响以及县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第三方介入对关系治理格局的改变和租金决定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流转双方的关系越紧密,信任和声誉机制约束发挥作用的强关系治理能够减少事后交易费用,双方就这部分交易费用进行博弈使得流转租金低于市场价格;县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第三方介入流转,替代了关系治理在减少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改变了熟人社会的关系治理格局,流转租金接近于市场价格。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角度

世界经济的下行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为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角度,基于2000—2007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利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获得与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地位为准自然冲击,通过倍差法实证模型,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并对倍差法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作用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具体影响机制,划分贸易方式、企业类型和企业出口行为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以扩大企业出口规模、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为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渠道,在加工贸易企业上的表现明显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存续企业上的表现也十分显著。为争取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国家需要做好长期战略部署和发展规划的,加快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多边贸易体制; 企业需要聚力突破关键技术,加快促进数字化转型,建设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与中国的对策——基于全球公共品的视角

尽管数字贸易这一新兴贸易形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这种公共品却呈“赤字”状态。从需求角度看,数字贸易迅猛发展所产生分歧与争端的加剧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客观推动,增加了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需求;从供给角度看,WTO半缺位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多边贸易协定的竞争化及碎片化,使得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相对需求而言,处于“赤字”状态,这源于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在相关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且无法达成共识。应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法律制度,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数字贸易治理,管控、协调好与主要数字贸易大国的矛盾与分歧,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     

“叠加态”货币循环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冲击

现实中存在着相当规模的货币受套利动机驱使在金融市场中空转,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形态配置于实体与虚拟之间,这意味着对传统货币经济学框架的认知,特别是对货币循环运行机制需要重新梳理和探讨。真实的货币循环不是单纯基于实体构建的货币-商品循环机制,而是货币-商品交易与货币-货币交易的叠加机制。为考察这一叠加机制的作用机理,围绕纯货币-商品交易到叠加货币-货币交易的运行机制,设定套利激励下各主体的最优选择,基于家庭、企业、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构建纯货币-商品交易的DSGE模型,模拟M2冲击对产出、通货膨胀以及金融业实际利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涵盖叠加货币-货币交易机制、异质性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DSGE模型,模拟M2冲击、抵质押率冲击、社会融资需求冲击与技术冲击对产出、通货膨胀、资产价格、金融业实际利润以及名义利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纯货币-商品交易而言,货币-货币交易的叠加显著降低了M2对产出的刺激,并引发“脱实向虚”;抵质押机制的引入加剧了“脱实向虚”;刺激社会融资需求与技术改进则可以缓解“脱实向虚”。由此,未来我国应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刺激社会融资需求、技术改进的政策搭配使用,以更好缓解“脱实向虚”,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村中小企业非正规信贷嵌入性依赖研究

运用企业主的传统社会资本分析了农村中小企业非正规信贷的嵌入性依赖,企业主网络的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信任机制使得非正规信贷的交易成本降低,合作效率提高;规范充当了非正规信贷的社会担保品,对非正规信贷有着强的社会约束力。但企业主社会关系网络的相对“闭合”和内外有别的信任水平使得企业信贷融资范围被人为“锁定”在特定的对象,形成嵌入性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