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阿英“想象现实观”与新批评实践

对现代民族国家和人的解放的想象与追求,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潜藏心底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学"原型"之一。作为想象中国的一员先锋,阿英对"中国出路"的思考与追寻,形成独特的"想象现实观"。想象视域中的新批评理论和实践,使阿英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一位重要而颇有特色的批评家。     

从新文学城乡视域看“知青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新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叙事作为话语的建构分别呈现出复杂的情态。作为中国新文学有机链条的一个组成环节,知青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新文学话语体系逻辑的制约;作为一个表现出浓厚的“代际”特征的文学现象,知青文学中常见的主人公在城乡之间的徘徊姿态,表征出的是知青文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环节的过渡性特点,预示着80年代以来文学重心根本性的转移：“都市”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     

有关“当代文学”合法性的论争

所谓"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这一概念的生成是多种历史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合法性不断遭受着挑战,"当代文学"的名称、归属、"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等问题都成为了学者们质疑讨论的对象。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学"应仅用来指近十年的文学,之前的文学内容划入"现代文学"范畴;有的则认为"当代文学"应当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指当下、当前的文学;还有的学者认为应该用"现代中国文学史"来取代"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陈思和教授学术思想简介

陈思和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以及当代文学批评。二十多年来他始终站在学科的前沿,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念来推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史新概念,如中国20世纪文学的民间文化形态、战争文化心理、共名与     

主体欲望的碎片--对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文学转型的重新考察

从存在论意义上着力探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上这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大转型,并以主体欲望叙述重心的转换作为文学转型的内在驱动力和本质性表征,充分揭示了这次文学大转型的真正内核,从一个特定的视角为中国文学转型期的文化思考提供现实内容和理论依据。     

“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

中国形象的想象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文章即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文学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切入,论说"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源头,进而揭示这一文学书写主题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建构这一社会意义;以及说明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     

“左翼十年”与“红色三十年代”——论中美左翼文学的异质性

20世纪30年代由苏联掀起的国际左翼文学思潮席卷了英、法、德、日、美、中等国。围绕着"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问题,各国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互之间也有所借鉴。然而基于不同的社会状况、文化情境,这种交流和对话势必带有某种想象与误读的成分。中美左翼文学之间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从兴起缘由到艺术观念都包含着大量的异质性因素,呈现出世界左翼文学难能可贵的多样性。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地方性文学”的多元探究与价值考量

“地方性文学”是近年来中国文学中兴起的一股创作潮流。它传达出以地域性为中心的文学观念,致力于细致全面地展现地方风习,并蕴含着较丰富的文化精神内涵。它的出现,呼应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状况,也关联着地域文学的历史境遇和当前现实。现实合理性赋予了这一创作充分的意义,但也应该警惕它存在的某些极端化和封闭化特点。民族国家主体性、现代性和适度性是“地方性文学”书写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越南文学的主体性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解释

从越南文学史来看,詹姆逊提出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实质在于强调第三世界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是世界文学时代马克思文论的新观念。"寓言"首先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文学话语特性的象征,也是其主体性的表征。越南13世纪起的"字喃文学"到20世纪现代文学的各流派,都是在建构民族文学主体性的话语。其次,"寓言"是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总体性特征的描述,也表达了各民族主体性的核心价值观念,"第三世界"总体性与世界文学有同一性也有独立主体特性,两者并不冲突。最后也要说明,用后精神分析的"政治无意识"、"力比多"等话语范畴是詹姆逊个性话语的表述,并无亵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含义。     

“地方性”与北方文学研究

从"地方性"视域而言,北方文学是地方性生活、地方性知识的文学表征和叙事形态与北方文化相关的事物、人、行为和情感有着内在关联,并结合形成意义体系,表达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展现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精神趋向;全球化历史语境中,"地方性叙事"对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融入世界文学潮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人民需要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读者的想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对读者的设计、利用和想象的层面上,当代文学读者在理论上被置于一个有决定权的地位,但实际上却处于被给予和被利用的存在状态,成为一种想象性的文学力量.由于文学功能和作用的被设定,文学的价值取向也被规定下来,文学阅读变成了文学教育,文学读者成了一个虚构的符号,读者的需要成为一种政策预设,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想象和设计的产物.由于文学阅读的统一,文学感受的一致,最终会带来文学创作的趋同化,形成文学生产的循环和等质现象.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郭沫若文学观嬗变新论

从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到风光无限却寂寞惆怅的蹉跎老人,郭沫若的文学观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文学观念所包孕的范围在逐渐缩小,作家创作才能趋于钝化,艺术生命亦渐萎顿。郭沫若所走的文学道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胎动腹中到苦涩青春的曲折历程。     

诠释学与华滋华斯的“化身”诗学

华滋华斯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化身",这一主张与诠释学思想有相同之处。"化身"作为一种观念体现在他的整个诗学体系中。他的世界有灵论的自然观是"化身"思想的基础;诗歌的情感自然流溢说是"化身"思想的表现形式;诗人的想象则成为"化身"的条件。如果在诠释学的语境中研究华滋华斯的诗学思想,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及诗歌作品不仅是对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及文学形式的反拨,而且对20世纪诠释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文学呼唤人民性

人民性是文学的本质属性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性概念传介到中国大多被误读,后又被当成工具性文学而被抛弃.因为创作理念的偏颇和生活经验的不足,当代文学几种主要的创作潮流中,大都存在人民性匮乏和程度肤浅的问题.重提文学的人民性,并不是让文学重归政治的老路,而是把人民性作为使知识分子重拾道德理想,使文学植根于大地的重要手段,从而使作家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与人民的作品.     

群体的“娜拉”——20世纪20年代的女影星与民族国家想象

回顾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中国影坛的几位女影星的人生遭遇和艺术创作,可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现代性文化内涵.她们所塑造的银幕形象与恶势力抗争,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生存的困境,体现了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她们的坎坷经历和艺术追求,包含着隐形的大众神话和民族国家想象,也是"五四"一代人向往娜拉式"自由意志"的现实表现,对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当代农民工“市民化”文学叙述研究及其意义审视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学叙述正成为当代文学关注的焦点。文章认为,对农民工"市民化"文学叙述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从批评到肯定的过程,存在身份转变和精神融入的两种类型,而这种差异源于叙述者主体观念和城市化发展状况所致。总的来看,加强对农民工"市民化"叙述的研究对于重新认识"农民进城"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     

小议生态文学的“自然想象”

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以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为创造理念的生态文学。对自然的生态整体主义想象是其文学想象性的独特之处,具体体现在感知自然和塑造生态我两个方面。这种想象的实现要求作家能够从整体的角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实现与自然的主体间交往。生态文学对自然的想象为文学创作带来一股绿色的清新空气,重新燃起人类的诗意栖居之梦。     

从“审美自律”到“文化启蒙”：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知识谱系

存在主义文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建构和知识资源,更是成为关注人性的启蒙话语,并敏锐地发掘主体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种种"异化"场景。存在主义文论契合了中国20世纪的理论"焦虑",并作为重要的知识学资源被译介和引入中国。尼采的"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都极大地肯定了主体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文学艺术的独立精神,这给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资源。海德格尔理论则通过理论思辨、艺术自律、美学独立等方式与中国现代文论产生"融通"与"共鸣",推进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进程。与此同时,萨特存在主义"人学论""自由观""介入论"等思想与中国新启蒙的时代诉求进行联系,成为推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知识学资源。存在主义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20世纪文化现代性的进程,并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学资源渗透到当代文学、文论、美学和文化研究中,促进了知识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