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歌音乐特征探析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桐城歌,在文学和音乐上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要科学地保护、传承与发展桐城歌,必须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归纳出桐城歌在演唱形式、节奏节拍、音阶调式、旋律与曲式结构等方面的音乐文化特征。对桐城歌的音乐特征进行分析,能为桐城派文化研究、黄梅戏音乐研究、中国民歌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考论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道光中叶至咸丰初年。湖南士人在都下问法于梅曾亮，由此开始了接受和传衍。二是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湘籍诗人回乡传法，在交游中推进了群体认同。与此同时，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诗教。三是光绪初年至民国。湖南士人通过书院教育等方式推动薪火赓续。湖南桐城诗人极大地拓展了桐城堂庑，促进了桐城诗派中兴。传衍湖南是桐城诗派流衍全国的重要环节，也是湖南地方文学史上关键的历史进程。     

论桐城歌中女性话语及情感美学特征

桐城歌是民歌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巨量的桐城歌文献以及其活态传承形式,使之成为研究桐城地域文化生态的重要资源。桐城歌保存了大量以情本主义为核心的女性歌谣文本,展现了被历史遮蔽的女性情感世界,交织着性灵自由与义理规训的多重美学特征。桐城歌研究有利于开拓由桐城派诗文建构的单一地域文化体系,还原桐城地域文化生态多元性本质,有利于推进地域文化史的研究。     

桐城谚语的地域文化解读

桐城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了大量的谚语,它包涵了丰富的文化信息.从文化语言学角度研究桐城谚语所反映的生活状况、民风民俗和思想观念.通过分析发现,桐城人重文尚读,敬祖尊亲;在为人处世方面他们尚礼贵和,珍视名誉,提倡自强,地域特征十分明显.研究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桐城文化,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安徽文化,对发展繁荣安徽文化,构建和谐、学习型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试论戴名世对桐城诗派的影响

戴名世作为桐城古文派的一大宗师,其在诗学上的主张却未曾引起后人的过多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少一定数量的诗作及系统的诗论。但在戴名世有限的论及诗歌创作中,其针切时弊的主张深刻地影响了桐城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姚鼐、方东树等人,对后世桐城诗派诗论体系的形成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梁启超桐城学派的提出及其意义

梁启超夙不喜欢桐城派,而提出桐城学派的恰恰是他.在《儒家哲学》一文,他第一次明确提出“桐城学派”的概念,并以方东树为代表,以曾国藩为承续.从不喜欢到适度认可,再到正式承认,梁启超对桐城学派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微妙变化.这背后原因,既有梁启超对方东树认识的深化,有汉宋交替的时代影响,同时表现他以学派研究学术史的特点.     

关于桐城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思考

桐城是桐城派故里、黄梅戏之乡,文化底蕴深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桐城经济发展的新"着力点"。桐城民俗文化产业开发要在充分认识桐城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坚持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统一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努力实现改善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环境,建设开放有序的民俗文化市场,形成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产业的目标,通过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立足特色,打造品牌,培养人才,建设阵地,扶持民俗文化企业等策略,推动桐城民俗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和谐地发展,最终实现"文化大市"到"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     

陈子龙与桐城文人交游考论

陈子龙是明末清初云间派的领军人物,他交游广泛,文友遍及大江南北。在他的交游网络中,诸多桐城文人是不容忽视的。考察这些桐城文人与陈子龙的交游关系,不仅可以更清晰地认识陈子龙,还能管窥明末清初松江与桐城两地的文化交流与文学互动之景况。     

方学渐与桐城学风的昌盛

明清时期,桐城文化极其繁荣。追溯其源,则肇始于明代中叶,以何唐辞官归里讲学兴教为发端,其后至方学渐布衣振风教,创办桐川会馆,首开设馆讲学之先河,主坛席二十余年,桐城文风、学风遂至昌盛。方学渐为桐城教育及文化发展鞠躬尽瘁,厥功甚伟;他是继何唐之后对桐城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从此桐城人读书为学风气大开,影响深远,最终形成清代桐城文化的鼎盛与辉煌。     

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

本文追溯了近代同光体诗派与有清一代桐城诗派的渊源与联系。以姚鼐为中心,梳理了桐城诗派的起源与理论核心,向前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与乾隆时期的姚范,而姚鼐论诗最大的特点是熔铸唐宋,以文论诗。这种兼采唐宋的论诗特色,在他弟子方东树、梅曾亮身上亦多有体现。曾国藩是桐城派与宋诗派联系的一个重要关节,而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思想开明,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范当世一辈以及桐城派殿军姚永概等人的创作,则可证在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易代之际,同光派与桐城诗派所要面对的相同文化运命,他们实属同一阵营。     

桐城文庙

安徽省桐城文庙始建于元延祜年间,原址在县城东郭。明代洪武初年迁建至城中心,即今址。风雨和战祸侵害,文庙屡经毁废,又屡次修建。传承至今日,桐城文庙的主体保存了清道光年间的建筑,主要有门楼、棂星门、泮池泮桥、大成门和大成殿及东西长庑等,完整保存了传统孑L庙固有建筑格局和彤制。     

精思妙旨自成一家——谈《桐城文派述论》的几个特色

本文从吴孟复先生的晚年力作《桐城文派述论》[1] 的几个特色谈起 ,对“桐城文派”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师友传授、诸家风格等方面进行持之有故的论述 ,述中有评、史论结合 ,正源清流 ,还了桐城文派原貌 ,使许多围绕“桐城文派”有疑问题冰释消解 ,十分有益于中国文化的继承、研究和发展     

《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阙考误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载录了以桐城派为中心的1206位作家的生平,为探寻桐城文派的渊源与流变提供了丰赡的资料。然而,书中所载录的文字阙漏较多,内容涉及作家的名、字、号、里贯、科考、仕宦、著述名称及卷数等方面,并且传记内容时有错讹。通过爬梳载籍,对26位作家的名、字加以考补,对传记中的错讹加以辨正,以补其阙,以正其讹。     

论吴汝纶与森槐南的交游兼及桐城诗在日本的传衍

晚清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于1902年赴日本考察教育时，与日本文人多有交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治汉诗人森槐南。通过史料爬梳，可以考察二人在四个月的时间内诗文交游的具体过程。在一来一往的诗歌唱和和互相品评中，森槐南在吴汝纶的影响下，一改之前所崇尚的空灵诗风转而学习屈强撑挺的桐城诗学，在诗学取向上发生了明显转变。二人的交往不仅是文人风雅，也可作为桐城派海外传播的重要一环。     

明清之际桐城诗学宗白取向

明清之际,以潘江、方文等为代表的桐城诗人宗法白居易,此种风气的形成,极有可能受到公安派的启发。但在特殊时期,与公安派崇尚白诗之闲适情调不同,桐城诗学宗白重在其讽喻诗。他们有鉴于七子派与公安派的流弊,主张将模拟与变化相结合,认为诗学史上处理二者关系最为妥当的是白居易,故将其树立为学古的典范。学白之中,较之潘江的援笔而成,方文之学白,加以杜甫锤炼的功夫,进而达到陶渊明诗自然的境界,是苦吟的平易,诗学成就最高。     

桐城与新安：双峰并峙——论姚鼐建立桐城文统的内在动因

姚鼐开宗立派的首要步骤,是构筑桐城文统。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用桐城古文抗衡以新安经学为代表的汉学派。姚鼐把构筑文统作为抗争手段,与当时学坛重视师承的风尚紧密相关。此举与章学诚构筑浙东史统以抗衡汉学派至为相似。     

《桐城文学渊源考》阙误续补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载录了以桐城派为中心的1206位作家的生平,为探寻桐城文派的渊源与流变提供了丰赡的资料。然而,书中所载录的文字阙漏较多,内容涉及作家的名、字、号、里贯、科考、仕宦、著述名称及卷数等方面。另外,记载不无失误之处。通过爬梳载籍,考补作家缺名8例、作家缺字8例、作家名考异2例、作家名传不符1例、作家重收1例。     

论桐城谚语的修辞特色

桐城谚语在语言表达上注重修辞艺术.在语音上具有音乐性,单句形式谚语以五言、七言为主,节奏鲜明;复句形式谚语大多押韵,押韵形式灵活多样.在用词上常对举使用反义词,使音节整齐对称;善于运用当地方言词,使谚语呈现出很强地域色彩,更有利于谚语为当地群众服务.在句式上"整"中有"散",给人一种参差美.并运用多种修辞格式,不仅使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