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活着》批评之批评

作者余华对<活着>所作的原意阐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相通.超越原意阐释的否定性批评指出作者没有对福贵的"活法"进行深刻的揭示与批判,是想诱导当代中国人如此活着.此种批评的三个理论支点使阐释超出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时代情境.最大的不确定性等于最多的可能的确定性.<活着>意蕴的不确定性,一是因为它没有走向绝对性的确指,二是因为福贵不是典型人物,因而比典型具有更多的可塑性和生长性.     

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

乾隆十九年(1754)前后,戴震等名流汇聚京师,汉学之潮涌动于帝都学坛。青年姚鼐受此激荡,将为学重心从此前的溺爱辞章向经史考据转移。这是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这次学术转折的标志是姚鼐求拜戴震为师。姚鼐约在乾隆二十年秋初结识戴震,对其学术造诣至为钦敬;秋末郑重上书,乞列门墙。尽管姚鼐的请求被拒,但此事既没有中断他与戴震之间的学术交往,更没有妨碍其学术方向的调整。姚鼐此后直到任职四库馆(1773)前夕,以戴震为学问楷模,认同并预于汉学潮流;辞章在其为学中降至末位。姚鼐的学术转向及其后来与汉学派的复杂纠葛,对其建立桐城派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 （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趑趄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跬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榫,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Christian 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流派,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相遇。数十年间,桐城派学者中西兼综,以中体西用为指归,主张在变革中有所保留,理解、支持五四运动,建设现代学科,为缔造北京大学的民主、科学、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传统作出了不朽贡献;北京大学也以其巍峨地位,为桐城派的发展及其新生代的成长提供了契机。桐城派与北京大学互相映发,互相成就,"阐旧邦以辅新命",协力推进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锻铸着中华民族的新的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传统的形成

在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谱系中,大众化传统是重要的传统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传统的形成及其演变,一方面经历了19世纪后期民族语文革新思潮、世纪之交的"三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学运动历史发展三步曲,同时也经历了由"白话文学"文体形式层面向"平民文学"美学精神层面的逐步深入与升华过程。"平民文学"观念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和新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形成,标志着大众化文学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最终确立,显示出它凝结过程的"历史完成式"。     

精英立场与世俗立场——潘小平散文论

潘小平是90年代有影响的女性散文家之一。1992年以前,她持守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作品表现出知识精英的审美情趣和人文情怀。从1993年开始,她主动地转变写作立场,即由精英立场转向世俗立场,由“士大夫趣味”转向“大众趣味”,但在实际创作中,她则是通过世俗叙述表现精英立场,并在精英立场与世俗立场之间营构思想,体现出一种新的眼界与创作观念。     

《徽商》:面对历史叙事

本文指出：《徽商》是第一部正面描写徽商的长篇小说,它通过对清末徽商潘浩璋一家三代人创立家业的兴衰史的描写,表现了徽商坚强的生存意志和强健的人格力量,以及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徽文化精神。在此前提下,论文深入论述了《徽商》的题旨、潘浩璋形象和三个出色的女性形象、叙事艺术的三个特点。     

一朵凄艳的“恶之花”

一朵凄艳的“恶之花”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达敏在《白鹿原》众多人物里，命运最凄惨，所受迫害最残酷最深重的人，要算多情多义而又放荡不用的田小长了．她生时为人下人，死后又被焚尸鲜于塔底．因此，她是小说里最受人同情最令人惋惜的一个人物．她年轻漂亮，天然丽质...     

论桐城派的现代转型

清代道咸之际,桐城派秉持"变"和经世致用的观念,紧随中国现代化的步武,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转型。在政治上,桐城派参与引领并推动中国告别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在文学上,桐城派从文论、体裁和语言诸侧面向新文学位移;在传播方式上,桐城派深度介入报纸、期刊和出版等新媒体,创办文学社团,以拓展存在空间和加速自身转型;同时,属于桐城一脉的女性作家也以出身旧家的新人姿态登上文坛。桐城派的现代转型使它成为新文学的开端,也造成了其自身的终结。尽管桐城派因转型而终结,但它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建立的卓越功勋,其内部富含生命活力的珍贵质素,则将永存。     

毛泽东与桐城派

毛泽东在求学阶段有六年时间浸润于桐城之学，其思想、文艺观念、审美趣味和创作风格等方面皆受到桐城派影响。他通过研读桐城诸家之作和具有桐城派气息的严复译著，接受了儒家思想和进化论，重视文以载道和艺术技巧，在欣赏和创作中推崇阳刚之美等。1949年之后，桐城派结束了，但桐城之学中的一些元素则借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文采风流而走进无数读者的精神世界，从而曲折地得以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