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科学间的中国传统理性主义

从远古传说起,重视理智判断,从实际出发,歌颂人定胜天的精神,早就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特色,无不闪射出现实主义的理性光辉。然而公平地说,传统理性主义乃是一种“伦理理性”或“实用理性”,它既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理性,也不是古代希腊人从对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中发展起来的理性。这种理性主义,一面执着于现实的人生,一面远离科学的实践;一面以冷峻的理智否定了宗教的权威,一面让非内省的伦理原则变成专横的宗教。中国古代文化没有沿着高级宗教的道路发展,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有很高水平的、能团聚亿万人群的非宗教文化。通常认为儒释道三教合流,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事实上,佛教、道教乃至近代传入的基督教都远未能改变古代传统的文化特色,未能把中国人的心灵引向超自然、超人间的领域。近代有些学者硬要把孔学说成宗教,也未必是明智之见。中国传统理性既远离宗教权威,没有“神喻”,世俗理性取代了“神喻”的地位;也远离着科学逻辑思维方法与科学探索精神;在发挥自己说服力、扩大影响、创立原理的过程中,往往不是采用逻辑推理的形式,而更多地运用了类比推理方法。     

香港作家的故事新编

香港作家的作品 ,对传统的态度呈现出一种尴尬而矛盾的姿态。一方面 ,文化传统上的一脉相承和厚重深邃使其作品保持着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一方面 ,香港独特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点又在很大程度上使这种联系以一种疏离、质疑的方式得以呈现。因此 ,“故事新编”成为香港作家一个引入注目的书写方式 ,形成一种母题。本文拟从母题学的角度对香港“故事新编”体小说进行疏离与分析。     

论二十世纪的文化精神与金庸的身份辨认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把金庸排除在与二十世纪新的人文精神的联系之外。但在金庸身上还存在着一种情感立场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对立 ,二者在其小说中体现为一组建构和解构的矛盾。站在传统文化本位上的情感立场 ,促使金庸总想从传统中建构出一种理想英雄 ;可现代理性精神又一次次地把这种建构的努力打得粉碎。其内在矛盾客观上也限制了金庸小说所达到的现代理性高度     

从“偶像”打碎到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再造——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探微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有着极强的政治控制力和实践理性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由若干个“偶像”的个体串汇起来的一个“麻辣串”。当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时,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率先在儒学内部打破“偶像”的思想禁锢,将“偶像”麻辣串一块一块地拆除。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打破了传统的“偶像”崇拜,基本确立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内涵——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但由于救亡图存的现实性所迫,致使其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无论是理性的价值还是现实的追求依然只能锁定在社会政治实践方案的不同路径的选择上,而这种选择却因西化模式倾向的事实存在,又有意无意地陷入了新一轮的“偶像”崇拜。     

西方理性主义及其现代命运

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理性主义文化,即以“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对立为重要规定的文化,现代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对这一文化及其矛盾的现代理论表征、反思和批判。现代人本主义批判传统理性主义的“逻各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人的生活,以丰富的人性取代“冷酷的理性”;现代科学主义则批判传统理性的“努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经验世界,以谦虚的理性取代“狂妄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总体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对传统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考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教或儒道互补为主干。几千年历史,经历多少朝代,儒教基本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亚文化体系。第二种意见,对传文化以儒教为干的观点表示怀疑。认为中国传文化是否以儒学为主干,这至少在文学领域是值得研究的。第三种意见,认为传统文化不是任何一个流派或人物的思想等具体形态,而是指中国文化的整体,及以该整体所包容的一套观念体系或一种基本精神。其时间外延上应该大体限定在“五四”运动以前,其内涵上是指在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终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的精神观念。也有人认为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看,应把文化理解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亦即人的内在精神与其外在表现的统一。内在精神与外在形态是体与用的关系。文化的传递、延续和发展,文化不是诸如制度、习俗、科学、艺术,甚至文化、典籍之类的死物,而是活泼的、有生命的东西。依据这种文化观,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概括为实践理性,这与以认知理性为根本精神的西方形成了鲜明对照,实践理性重在求善,教人如何做人,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生命与文化的诗性转换——任洪渊的诗歌创作与文人后现代主义

据说,我们的世界正进入一个既多元化又一体化、既虚无化又感觉化的“去中心”(decentration)的真正世俗化时代。人们习惯用“后现代社会”(而不是“后工业社会”)来指称这种文化与生活既割裂脱节又水乳交融的矛盾状况,指称这种与已有的一切文化规范(现代的和前现代的)既     

从巫仪文化到实践理性--以《周易》和"三礼"为视镜

先秦思想经历了从上古巫仪文化向周代实践理性转变的过程。《周易》和“三礼”蕴涵着巫仪文化和实践理性的双重性 ,并且具有巫仪文化向实践理性过渡的特色。所以 ,《周易》、“三礼”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转变的关键点。从这两种经典文献观念的转化中 ,我们能发现先秦思想发展的脉路 ,又可在发生学意义上探索中国古代传统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和情理结构的特质     

闻一多文化诗学论

闻一多诗学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又有独特的审美诗性品格。这种文化与诗学的交融,首先表现在理性与感性、思与诗的结合上,其理性精神———个体主体性、公共文化精神与创造民族国家想象的互渗互动,构成了他的冷静地、科学地把握世界、理解人生的方式;其诗性把握———生命狂欢、宗教的形而上追求以及“兽性”,“野性”之类民族强力的提倡等,则形成了他诗意地、动情地体验、沉醉于世界人生的方式,二者的结合体现了理性转向与诗性转向的世界文化思潮。其次,表现在一方面他的诗歌及其他文本、话语历史化、文化化,笔底凸显一个“文化中国”,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与文化的关怀与研究又渗透着诗性和艺术的形上精神,因而历史与文化又被文本化、话语化乃至审美化了。再次,从20世纪文化的整体语境、特别是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闻一多诗学显示出其文化的整体性、开放性的特点,而他的诗学的一些独创性命题如“纯形”“三美”“浑括”“审丑”等又是在这种文化整体语境中被激活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     

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及其局限

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佛教的“五蕴论”及其对“无我论”的论证是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梁启超对佛教既持信仰又持理性分析的矛盾态度是对作为宗教的佛教在精神实质上与理智及科学存在着内在而深刻的矛盾的反映,这种矛盾最终使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不能彻底。     

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理性主义倾向及其批判

西方近代理性主义传统中存在着两种理性 ,一种是启蒙理性 ,一种是实践理性。作为形成于这两种理性深刻张力之中的一种反叛 ,伽达默尔相信一种“历史的理性” ,即传统通过一种连续性实现自身。这种理性克服了启蒙理性和实践理性对人的异化 ,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一种更为合理的范式 ,解释学就是以这种理性为起点构筑的哲学体系。解释学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体系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其解释学呈现出某些理性主义倾向 ,而通过一种建设性的批判则可以揭示出解释学理论发展的某种可能向度。     

文化攀越与日本的现代化

研究日本文化的特质,宜应就其民族性所决定的传统,以及由此传统所决定的积极摄取外来文化要素这一文化自主性特征来加以把握,这确乎是一种定见。然而,摄取仅仅是文化交流过程中自主性的功能性特征,而不是它的意向性实质。在其意向性上,则明显的表现为超越先进文化(文明)的强烈愿望与冲动。不过,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这种超越性又以攀附性为前提,即是说,由攀附而超越,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环节,因而称之为文化“攀越”。     

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论胡适文艺思想的三大矛盾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构成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三大矛盾.胡适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的矛盾彰显了一个隐身江湖又留神庙堂,有志文学又寄意家国,留连学术又不能忘情政治的现代中国学人的情怀;胡适的形式主义文学史观并未坚持到底,形式主义立场与他信从实验主义有关;胡适对传统文化激烈的批判背后隐藏着他对传统文化很深的依恋,胡适学术活动的思想资源更多来自传统.     

中国哲学中道德范畴型式的逻辑转型

人们生活其中的时代和社会已经通过道德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家庭的诸种渠道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势:每一个人都要使自己的生活体现某种意义,并按这种意义展开自身的生命活动。当生活出现麻烦或困难时,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去解决它们不是根据你的自在自为的生命需求,而是你所必须认同的实践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某种实践理性就成为决定着一个人如何终其一生以及为什么这样终其一生的依据。这就把人们带入一个困境,一方面,人通过认知实践理性(“道”)而认识到自身生命内蕴有一种意义,而     

在永恒的过程中——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