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社会治理中的多维联动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形成政府有效治理和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多维格局,需要优化社会治理各构成要素的配置和运行机制。党的领导与公众参与的力量有机互动,政府规制同社会自治的合作互强,增能政府与赋权社会的机制互补,道德调节和法治保障的功能互联,是新时期优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政府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复合社会治理中的多维联动能够产生综合效应,增强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活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品质。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自治现状及其完善路径

农村社会组织是广大农民实现自我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引导、参与和推动农村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社会建设之中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自治功能的实现。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治功能反映的其实是"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当前,政府对农村社会组织松绑还不够,且社会治理方式尚处于转型期,从而影响了农村社会组织自治功能的有效发挥。今后应从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入手,不断培养和强化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治功能,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农村社会建设之中的主体作用。     

以社会治理为导向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当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具备承担主体的实力和能力,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治理是我国党和政府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主动选择的改革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与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应以社会治理改革思路为导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独立性建设,确保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推进政社分开,谋求社会组织发展的主体空间;通过加强社会自治,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关联及其发展

社会资本是体现地方治理发展状况、反映其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成长状况及其表现形式,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文化的形成、公民参与愿望的实现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政府分权化改革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城市以邻里社区为主体、乡村以自然村落为主体的基层地方自治管理迅速成长起来。在此将地方治理定位于社区,从社区居民相互信任与合作、社区居民参与网络等角度谈实现社区的自治,阐释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内在关联,提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发展途径。     

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社会自治

当代政治学所讨论的社会自治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范畴,它是作为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方式的基本内容而被提出的。对于这种社会自治,不能够从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它,才会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上找到正确的道路。社会自治的运动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但政府却不应当参与这种社会治理活动。社会自治将是一种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治理,是人类社会治理方式发展的一个较高的历史阶段。     

论中国社会治理的多元力量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由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是主体多元,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发力,形成治理合力。目前,中国社会治理的力量主要来自九个方面:政府、社区组织、基金会、社会组织、社团、宗教组织、企业、媒体和个人。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

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现代技术工具,以创意观点推动社区善治的社会资源整合,实现旅游发展各主体多方互动的社会建设工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思路,从原则、参与者、内容和工具四个方面,来指导构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系统网络。这个系统网络是依靠政府、社区居民、公民组织、旅游企业、游客群体、高等院校和独立部门七个主体及其结构关系所构成,并在社区内外环境建设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协同治理互动沟通平台。因此,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由四大功能系统构成:政府服务系统、社区自治系统、辅助治理系统和信息沟通系统。它们分别体现着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政府服务、三方互动监督的环境治理、社会组织蕴藏的社会智慧、各方主体参与的信息沟通四大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社会协同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现实选择。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始终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综合运用行政管理、居民自治管理、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法律手段甚至市场机制等多种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必须通过制度强化、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从强化向社会赋权制度、清除落后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健康成长的支持培育制度等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并形成不同制度间的合力。而当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成熟后,它们必将推动政府转移更多职能,发挥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协同关系的良性循环。     

关于公益基金助推社会组织运行机制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社会组织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发展关系到社会治理水平,也与民生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社会组织依法自治,通过发展公益基金、完善管理机制、促进良性运行,增强了自我造血功能,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了社会作用.     

论转型时期社会自治的法治保障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保持互动,社会自治是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是自治的保障。适应社会管理不断创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更新社会自治理念,明确社会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规范社会自治权,不断完善社会自治的规范体系,促进"小政府,大社会"的顺利转型,实现社会自治的法治化。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困境与突破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社区内的社会关联度较低,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社区意识来构建社区内的社会关联。     

“自上而下”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机理及其运行逻辑--一种历史维度的考察

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以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为基本特征。无论是皇权政治下的地方自治，还是威权政治下的社会空间，或是有限民主政治下的参与治理，政府自上而下的权能都一以贯之。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由权力的唯一性和集中性构成的一条主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受到多元社会主体的抵制，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将有更多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善于倾听、主动回应、用足制度并适时创新。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后单位社会”基层社会治理及运行机制研究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单位体制的剧烈变迁,在后单位社会的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极其复杂的"重层结构"。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逐渐消解,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尚未成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变动过程。单位制虽然开始式微,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单位组织并未退场,而是以一个新的角色和身份继续发挥作用。由此引发后单位社会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复杂的衔接问题。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不同程度的合作、冲突、妥协,使得基层社会的运作兼具行政性与自治性,从而衍生出一种双重性质及兼容式的运作方式。如何在过渡时期建立起一种新的基层社会联结,成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区自治的逻辑演进

社区自治是现代社会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管理从单位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格局转换,使社区自治的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自治的发展轨迹呈现了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从垂直到网络的权力关系重建以及公众参与功能转换的内在演进逻辑。在以治理为取向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社区自治发展应与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有机结合,力求达到"管"与"治"功能关系的协调均衡,以形成现代社会管理的坚实基础。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与扩大公共参与——以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为例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公共参与,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培育公民社会、积累社会资本,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参与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案例表明,非政府组织拓展公共服务内涵、满足不同需求、提升专业化、特殊化服务质量的潜在能量,具有激发社会活力、延伸并补充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意义。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应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扩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良性互动格局,从体制、机制上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法制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