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才教育的实施方略——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

建成教育强国、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国家在拔尖创新人才上、在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上发力,这是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才需求的关键一招、破题之举。英才教育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重要手段,其实施方略是培养的前提和基础。但由于人们对英才观念认识存在偏差,使英才教育发展陷入了一定困境。反观国际社会在英才教育政策和实践层面积累了丰富的先进经验。促进我国英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学习国际先进的实施方略经验,要加强国家对英才教育的统筹规划,提供相应的支持与保障;科学开展英才儿童鉴别,构建我国英才儿童鉴别体系;开发专业课程体系,优化英才课程设置。     

经济伦理视域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反思

经济制度的公正性是保证经济活动运行的重要条件。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产物和体现,也是维护农民基本生存权利的根本保障。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现实来看,政策制定主体的伦理目标定位、伦理职能的发挥、政策执行主体的伦理责任及执行结果等方面均存在伦理缺陷;借助于数学模型分析发现,政策制定主体与执行主体的关系直接受到目标制定向度和目标执行向度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通过以上两个向度的分析,研究政策制定主体与执行主体所呈现出的价值分布状态,进一步构建“政策理念导向、政策制定与执行主体负责、价值分配与权力分配关系合理、政策立法完善、资金投入保障、农民需求参与”的多元政策模式,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伦理回归。     

近十年流浪儿童救助困境及对策研究

近十年来,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学术研究方面存在的参与主体单一、研究体系不健全、基础研究条件薄弱,以及救助实践方面存在的救助政策不健全、行政性救助色彩过浓、救助主体社会化低、区域性救助合作不强等问题严重影响其人性化、专业化与社会化发展。应对这一发展瓶颈,必须加快流浪儿童学术研究,构建独立的流浪儿童福利行政体系,构建与儿童福利制度相衔接的流浪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构建社会工作与民间组织参与机制。     

基层社会救助的执行偏差及闭环逻辑

社会救助作为我国贫困治理的制度部分,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社会的深度转型及贫困性质的变化,基层社会救助实施中各行动主体对社会救助的认知呈现异质性,使得抽象政策与具体实践之间存在种种关键张力,进而产生执行偏差。基于过程结构分析,并结合对四川省C市基层社会救助执行的实地调研,发现基层社会救助呈现多行动主体策略博弈所构成的闭环结构。究其原因,与政策实施过程中实践规则与形式规则的具象偏差有关。纵向行政架构视政策救助实施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条块管理结构,而基层执行者与救助对象则将其作为个体化解读政策及行动策略互嵌的微权力空间。要矫正我国基层政策救助执行偏差,加强基础性民生保障,须协调兜底保障与发展共享的内在张力,并注重责任主体专业化、多元化协同发展,逐步构建救助递减及预防机制。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中国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实现。现阶段,各类农村政策在实施和执行过程中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离目标,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管理缺位,农村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行为主体意识滞后,农村计生政策推进缺乏监督等。改进和完善农村社会政策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建立政策执行与监管的法律法规,全方位梳理和健全现有政策,完善相关社会政策的评估与监督机制,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并建立问责、责任追究机制;在管好用好现有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整合扶贫帮扶和相关涉农项目资金的各类资源,构建以政府为主体、专项开发试点项目为载体、各负其责为原则的资源平台;规范农村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工作程序,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进行核准和审查有关信息;强化相关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同时加大各种政策的宣传力度,强化参与主体的思想意识。     

2008年度中国儿童政策研究述评

2008年是我们国家民生政策频频出台和广泛执行的一年,在"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价值导向下,诸多政策无论从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儿童政策及儿童政策研究亦是如此.为此,本文将从现状与趋势两个方面来回顾2008年中国儿童政策研究的概况并结合历年此类研究的特点,对儿童政策研究的趋势做推断性展望.     

社会政策转型:韩国李明博政府的挑战

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直接涉及公民福利权利的实施与发展。韩国的经济形势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迅速恶化,由此刺激了社会对国家福利的需求,使得韩国传统生产型社会政策理念面临挑战。构建超越传统生产主义的福利政策是李明博政府走出经济危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文本研究

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解决家长生育、养育和教育难题的重要手段。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主体的网络构型、政策目标的主要构成和政策工具的主要类型三个维度，直观地展现了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的实践发展和存在不足。文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国家层面颁布的55份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主体网络呈现中心—边缘型走向分散—耦合型的趋势，虽然各部门间的合作增多，但当前政策类型存在政策制定主体协同深度不足，政策工具结构组合不平衡，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与目标需求契合不足等问题。应加强政策制定主体间的协同，合理配置政策工具的类型，加强政策工具的目标需求导向性。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流浪儿童救助模式转型的创新路径——基于优势视角理论的探讨

我国儿童福利发展正在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这对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提出了挑战。通过优势视角理论对近10年流浪儿童救助困境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从构建现代流浪儿童福利政策体系、救助机构功能重新定位、建立社会工作制度、明确四维流浪儿童福利责任与服务主体体系几个方面推动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的转型创新。     

我国3-6岁儿童保育政策工具选择倾向及影响——基于《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颁布以来的主要政策文本分析

通过构建以政策工具类型和保育政策内容要素二维分析框架，分析《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颁布以 来的有关3-6岁儿童保育政策的 18 项主要政策文本。研究发现，保育政策工具在二个维度存在保育政策工具运用类型单一、 保育政策工具无法体现国家政策导向的问题，从而在对儿童个体发展、学前教育的“保”和“育”三个方面影响儿童保育的质 量。在后续保育政策制订与执行中，以“结构优化”，奠定保育政策工具的科学基础；发挥“系统引领”，明确保育政策发展的价 值定位；落实“执行效率”，推动保育政策实践的服务升级。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以成都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是国家保持对基层社会有效整合的重要载体,而日益加重的社区负担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化问题制约了其自治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因此,社区减负增效政策的有效执行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文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依据成都市社区減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具体表象,构建理论框架从政策目标、政策资源、政策执行机构、执行机制、执行人员和执行环境六个方面分析了制约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减负增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目标层次较高、政策资源供给不足、政策执行程序尚末完善、执行机构权责边界不明晰、执行人员价值取向存在偏差、执行环境支搼不足等制约因素。在启动新一轮社区减负增效的工作中焏须从细化政策目标, 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拓宽政策资源供给, 优化政策执行程序, 厘清府际间权责边界,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跂励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等方面破解困境,使社区减负增效政策良性落地,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联动高效的社区善治转变。     

我国新型教育政策执行模式构建的路径选择

政策网络理论是当前政策科学的前沿理论,代表着未来政策科学发展的方向。政策网络理论的兴起为我国新型教育政策执行模式的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政策网络视角下构建新型教育政策执行模式要扩大教育政策执行主体、丰富教育政策执行工具、改善教育政策执行信息传递的路径和建立有效的网络管理机制。     

超越“奥菲悖论”： 社会投资理念的兴起与转变———兼论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

“奥菲悖论”已困扰了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一百多年的时间,使其一直陷入“劳动力商品化—劳动力非商品化—劳动力再商品化”的矛盾循环之中。在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福利国家所掀起的以社会投资理念为核心的改革热潮中,福利国家更加注重社会成员自身能力的开发、积累与激活,促进机会的平等,实现了社会政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超越了“奥菲悖论”所设下的迷局。通过借鉴西方的社会投资理念,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应聚焦于转变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定位,并着重构建儿童与家庭福利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体两翼”的现代社会政策路径。     

生存土壤的改良 ———大学生村官政策成功实施的关键

文章从大学生村官的实际工作状况着手,研究和分析了大学生村官政策的设计与管理实施的情况。研究发现,国家主导的大学生村官政策,由于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和理解执行偏差,以及对利益相关主体的冲突关系缺乏有效协调,致使该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乃至偏离国家当初制定的政策目标。最后,文章从人力资源政策和象征性公共政策两个角度对该政策作出进一步解读与评价。     

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对策探讨

服务型政府理念是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内驱力,而政府执行力的提升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当前我国政府执行力存在着执行政策趋利化、执行制度形式化、执行主体谄媚化的问题。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政府执行力的提升,需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构建科学行政体制、充分发挥制度的“热炉效应”,提高执行主体的执行素质以及完善与强化政府执行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     

云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执行情况研究

云南省营养改善计划于2012年3月1日正式全面开餐,从2014年11月起,云南省与国家同步提高标准,国家试点县与省级试点县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均从每生每天3元提高到4元,达到每生每年800元,全省480万农村义务教育学生享受这一惠民政策创造的巨大红利,是全国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县份和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再加上政策执行者对该项政策内涵以及重要性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以及政策设计中自身存在的时效性等主客观因素作用,导致贯彻执行中出现了认知型、敷衍型、筛选型、效果弱化执行等问题。为了确保党和国家制定出台的教育惠民政策完全惠及广大农村学子,促进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以彻底解决好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执行主体的政策认知水平,完善政策执行保障机制,改进政策的执行方法,建立有效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构建新型流浪儿童救助体系研究

年来,流浪儿童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据国家民政部门的官方统计,目前我国约有15万人次的流浪儿童。他们的大量存在对国家、社会、家庭及本人会带来严重危害,亟待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和救助的焦点。本文通过对现有救助体系的缺陷的分析基础上,从救助的供给主体、供给措施以及相应的法律和社会环境的角度提出了构建比较完善的流浪儿童救助体系的初步构想。     

关于监察与检查的历史经验──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理论与实践

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领导建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领导改建了国家的工农检查院。根据严格治党的精神和监察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推进了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规定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和职责是检查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经济组织执行国家政策的情况和开展经济活动的情况，促进了行政检查工作的进行。列宁逝世前夕，提出了在组织上和工作上把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结合起来、选拔优秀人才从事监察工作和检查工作等一系列重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