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业协会惩戒权的公法规制

依法律保留原则,职业协会惩戒规则可创设的惩戒种类应分三种情况：“加强型”的法律保留、“框架性”法律保留以及无需法律保留可自行创设的惩戒种类。职业协会惩戒权运行时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具体包括无偏私规则和公平听证权。以履行“公共治理职能”为标准,职业协会惩戒行为具有可诉性,应将“穷尽协会内部救济”作为司法审查的前置程序,另外,在惩戒规则的解释、案件事实的认定、不确定法律概念方面注意司法审查的强度,以平衡司法权与协会自治权的关系。     

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析探——基于湖南湘西州18个贫困村的田野调查

如何探索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期必须要回答的重大时代命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意义。通过对湖南湘西州18个贫困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在实践中面临着衔接制度设计不到位、边缘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反贫长效机制不健全、脱贫质量有待强化提升等问题。应从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加快减贫战略转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培育内源性动力等层面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算法“黑箱”的成因、风险及其治理

算法作为一种前沿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社会运行效率,不断推进了社会发展模式革新。然而,由于算法技术的复杂性、相关法律政策的匮乏、算法素养的限制、公开算法动力不足以及算法安全维护等原因,形成了算法“黑箱”。“黑箱”的存在使得算法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中,极易衍生出私人资本支配公权力、算法监管的政府失灵、政府信任危机等问题。对此,必须对算法“黑箱”加以治理,治理的关键在于实现“有意义的算法透明度”,具体可遵循构建政府责任义务体系、推动技术公司算法公开、发挥社会组织监督作用等路径。     

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创新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实现乡村善治：一元主管转向多元共治、经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测、精细管理转向精准服务。然而,在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尚存在着过程性与根源性等阻滞因素。为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创新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包括构建多元共治的大数据系统和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保障体系两大方面。     

省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文本计量分析

运用政策文本计量方法分析省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发现立法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现实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现有立法文本类型结构失衡,约束性和操作性亟待提高;省级政府程序立法在起步时间、文本数量和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早期立法文本对决策事前程序较为注重,中后期则更加关注五大法定程序和决策事后程序,据此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场域下社区预警机制建设——以岳阳市B社区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进一步强化社区预警机制建设,提高社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尤为关键。通过对岳阳市B社区预警机制实施情况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其预警机制建设存在风险知识不足、监测预警能力不高、预警通信渠道不畅通、响应能力弱等问题。因此,应通过加强预警文化建设、争取政府资金与人才技术支持、提升主体协调治理能力、构建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等举措,优化突发卫生事件预警机制,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灾害风险和损失。     

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公平观及其建构路径

我国行政公平观的建构以“以人民为中心”为逻辑起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党对行政公平人民性的追求以及政府公共性等多重逻辑的内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公平观由满足人民发展需要的机会公平、公平对待人民群众的程序公平以及实现人民核心利益的结果公平三要素构成。它通过强调公共行政的人民性价值而实现了对新公共行政范式的行政公平观的超越;其建构路径可以从个体、制度与文化三个维度进行探索,具体包括强化个体对行政公平观的认同、加强对个体的行政公平教育、构建公平行政的制度约束体系以及营造公平行政的文化环境氛围等。     

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对策探讨

服务型政府理念是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内驱力,而政府执行力的提升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当前我国政府执行力存在着执行政策趋利化、执行制度形式化、执行主体谄媚化的问题。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政府执行力的提升,需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构建科学行政体制、充分发挥制度的“热炉效应”,提高执行主体的执行素质以及完善与强化政府执行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     

网络谣言的协同治理机制构建： 基础、过程及实现

治理网络谣言,需要构建网络谣言的协同治理机制,而系统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治理理论为其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协同治理机制应从主体构成、动力机制、合作机制以及支撑机制等方面构建,其实现是各主体要素间相互互动,文化、组织、制度等规则相互建构与内化的完整治理过程。